猫窝:岛主抄书

撑死教材,饿死学术

作者
留白

简介
  留白,学者,独立书评人,现供职于同济大学中文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若干年前,有个叫伊沙的诗人曾振臂一呼:“饿死诗人!”仿佛一句不祥的谶语,诗人这顶桂冠一下子灰头土脸,许多写诗的遂改行做了小说家。我不想做乌鸦嘴,当今学术虽有“失节”之嫌疑和“失范”之事实,但生生“饿死”了终究不是什么好事,写下这题目既是有激于现实,却也不排除修辞学上的考虑。明眼人一看,应该知道我所说的不是别的,而是当今的图书出版市场。

  众所周知,中国图书出版看似繁荣火爆,实则弊端多多,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而在大多数出版社面临严峻的市场竞争挑战,步履维艰的时候,各大教育出版社却独立潮头,凯歌高奏,名利双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创造这奇迹的与其说是书商和出版人,不如说是制订政策的教育主管部门,乃至深受应试教育影响的整个中国社会。出版界有句行话:“要发财,吃小孩”,“要想富,编教辅”。当中国家庭人均藏书少到令“上帝发笑”的时候,孩子的书桌和书包里却落落大满,充斥着各种花花绿绿的教材教辅。走进城市的各大书店,琳琅满目的书架上,占据地盘最大、成交量最多、营业额最丰的也是教材教辅。

  在应试教育的祭坛上,无辜的孩子们无法选择地成为可怜亦复可悲的牺牲,而家长同样无法选择地为牺牲所付出的成本埋单。有些做父母的,自己省吃俭用,一年买不上一本书,可为了孩子“茁壮成长”,慷慨解囊时从不含糊。“穷啥不能穷教育,苦啥不能苦孩子。”口号的背后是让人痛心的现实。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文,有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在疯狂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出版业为虎作伥,刀口舔血。中国出版业依靠教辅究竟赚了多少钱,只要认真统计,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人们应当想到的是:正是这些泛滥成灾的教辅,毁灭了孩子们幸福的童年,葬送了无数青少年的梦想……假使三千年后,考古学家来到20世纪墓园,他们挖出一个‘出版家’,问他,一生出版的最出名的书是什么?那死魂灵喊道:‘《课课练》!’——什么叫‘课课练’?不懂。再挖。又挖出一个,一样给他开口的权利,问他,一生出版了什么名著,那死魂灵得意地说:‘《高考复习一点通》!’依旧不懂。再挖,再问,死魂灵们个个得意非凡,其他还有‘高考导航’、‘××考霸’、‘××考典’……在那里埋着的一群人将给文明世界留下一个个不可思议的谜。”(吴非《明天如何写出版史》,《都市文化报》5月11日)

  可见,教材教辅的畅销绝不是什么文化的福音,教育的春天,相反,它是不得人心的应试教育和急功近利的出版界沆瀣一气、共同孕育催生出的商业怪胎。当孩子们夜以继日地赶做习题、冲刺考试的时候,那些编教材教辅的“选家”和出版社却赚得盆满钵满,撑得要死,富得流油。巨大的暴利使得一些非教育类出版单位也“尼姑思凡”,纷纷打起教材教辅的主意。

  暴利从来都是腐败的温床。近日,媒体披露了一系列与教材有关的腐败案例。先是江苏省检察机关经过两年多的侦查,挖出了一系列高校教材回扣案:在江苏115所高校中,竟有109所学校涉案,已有130多起商业贿赂立案。再是四川省高校图书腐败大案,以及山西临县教材贪污案,不一而足。这些作奸犯科者,其贪财敛利数额之巨,规模之大,手段之刁,危害之深,已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教育是百年大计,但是教化“早晨八九点钟太阳”的教材,却成了无耻的腐败分子大肆敛财的温床。为什么现在“上学贵”?因为校园里竟隐藏着“商业贿赂”这么一只肮脏的黑手。(《中国青年报》2006年5月15日)

  可想而知,上述案例还只是“冰山一角”,更大更多的“黑洞”和“暗礁”尚未“浮出水面”。

  俗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与教材教辅的“风风火火闯九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术著作的出版则“门前冷落鞍马稀”,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报道说,目前,我国出版业在产值和利润上过分依赖教育出版,教材产值比重超过50%。而我国专业出版在市场尚不足10%,反映世界学术前沿状况的专著还很少,学术著作的出版几乎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其实,学术出版在“文革”之后的十年间,是有过一个“春天”的。用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朱杰人的话说,那段时间学术图书销售之旺不是用春天可以形容的,简直是“火热”,出一本卖完一本。“但是市场化以后,除了赚钱的书,其他的书基本上卖不动。”(《新京报》2006年1月18日)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出版家宋原放先生著的《出版纵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其中有一篇写于1993年的题为《重视学术著作的出版》的文章披露:“1989年,上海一家学术出版社有100种书稿被迫‘冻结’,不能付排。还有一家出版社已向全国征订的60种书,由于印数太少,不得不暂时停止付印。”可知,早在1989年,学术出版就进入了“冰川期” 。

  然而,近二十年过去了,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趋严峻。出版社真有点像古代“朝南开”的衙门,“有书没钱莫进来”。似乎这个世界早已准备了各种套子、夹子、陷阱,让你钻,让你跳,并且模仿日本电影《追捕》里高仓健的声音引诱你:“跳啊?唐塔已经跳下去了,周仓也跳下去了,你倒是给我跳啊!”——谁都保不准自己不会跳下去。

  孔夫子说过:“君子不器。”而我们现在的教育培养的也就是个“器”。中小学是考试机器,大学是求职机器,工作以后是工作机器,死了就是报废的机器。难怪有个老外哲学家写的《人是机器》竟成了世界名著。“器”和“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丧失了主体人格而后者还想勉力维持,至于古之所谓“君子”,用上海话说:“侬想也勿要想!”

  “撑死教材,饿死学术”正是这种重“器”不重“人”的功利教育的并发症,也许,它的后遗症还要可怕。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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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ntry was published on 2006/07/13 at 08:00 and is filed under 岛主抄书. Bookmark the permalink. Follow any comments here with the RSS feed for this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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