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窝:岛主抄书

列奥·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

诺齐克曾说过:“政治哲学家们现在必须在罗尔斯理论的范围内工作,不然就要说个理由”[1],这一点多数人都同意,但偏偏施特劳斯学派将罗尔斯以来的主流抛在一边,而布鲁姆确实提供了他们的理由;生前施特劳斯在学术圈子里一直默默无闻,即使他吸引了当时芝加哥大学最优秀的一群学生,然而在美国政界,施特劳斯却影响颇大。这些都使施特劳斯及其学派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align=center]古代与现代[/align]

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施特劳斯最大的特点是,其他思想家都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上来批判现代性,只有施特劳斯学派从古典的视角出发。施特劳斯的中心问题是现代性问题:用一种诠释学的方法,通过展现古今之争,即现代性对古典的反叛,来揭露现代性的危机。按照布鲁姆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施特劳斯在描述我们周围的事物时,真正令人惊异的清晰与新颖来自他运用古书把自己从束缚我们的范畴中解放出来的方式”[2]。在施特劳斯看来,古今之争比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3]更根本,因为“‘西方现代性’是对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双重反叛”[4]。
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思想家走错了方向,由此产生了现代性的危机。因此他要做的工作是先回复到前现代。这里引用一段甘阳的话:“在他(施特劳斯——引者注)看来政治和哲学在现代已经结成了一个连环套,现代性的诡异就在于它以为可以通过‘哲学’来改造‘政治’,把所有人都提到‘哲学’的高度,结果却是‘哲学’本身被‘政治化’而变成了‘公民宗教’,而‘政治’则反过来被‘哲学化’而成了所谓‘科学的政治理解’。……要使‘哲学去政治化’,必须先使‘政治去哲学化’。因此,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必须包括两个层面或步骤,即第一要把政治还原到‘前哲学、前科学、前理论的赤裸裸的政治世界’,然后才可能使哲学回到‘纯粹哲学、纯粹科学、纯粹理论’的园地。……唯一可作的只有首先从第二层的非自然洞穴返回第一层的自然洞穴,而这个返回只有借助于他所谓‘政治哲学史’的诠释才能展示出来,亦即只有通过艰苦的诠释工作使古典政治哲学的视野重新为人所认识才可能。可以说,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全部工作就是试图首先从第二洞穴(科学化的以‘真人’为预设的普世大同世界)走回第一洞穴(前科学的以‘常人’为预设的特殊政治世界)”[5]。
这里涉及到哲学与政治的问题。

[align=center]意见与知识[/align]

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知性真诚,即追求知识与真理。这是现代性最深刻的问题[6]。与知性真诚相对,政治真诚注重的是意见。这既是哲学与政治的差异所在,也是现代与古代的差异所在。
在施特劳斯看来,哲学专注于知识或者说真理,因而哲学具有癫狂性:“哲学作为追求智慧的纯粹知性活动,必须要求无法无天的绝对自由,必须要求不受任何道德习俗所制约,不受任何法律宗教所控制,因此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政治社会不相容的:哲学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自由,必然要嘲笑一切道德习俗、必然要怀疑和亵渎一切宗教和神圣,因此‘哲学’作为一种纯粹的知性追求对于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危险的、颠覆性的”[7]。而政治的目的在于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因此注重意见,因为意见,即“该社会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信念,以及以这种主流道德和宗教为基础制定的法律”[8],是政治社会存在的先决条件。
施特劳斯指出,古代人认为哲学只能认识世界,而现代人则抛弃了这一点。现代人不仅追求真理,而且要求按照真理来改造世界,结果,哲学不断批判,政治不断革命,二者都走火入魔了,由此导致政治与哲学的双重扭曲。从而,施特劳斯想要阻止这种趋向,并进而发现,“这个出路……就在返回苏格拉底开创的古典政治哲学的起点”[9],因为这正是古典政治哲学的目的所在。就是说,苏格拉底开创古典政治哲学,目的就在于将癫狂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导向清明与温良的阿波罗精神。

[align=center]两个苏格拉底[/align]

施特劳斯最惊心动魄的发现,莫过于两个苏格拉底,即少年苏格拉底和成年苏格拉底,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有一个转型的过程。在转型之前,苏格拉底是不成熟的自然哲人,这个苏格拉底出现在阿里斯托芬的笔下;转型之后,苏格拉底是成熟的政治哲人,出现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的笔下。他甚至认为,苏格拉底很可能真的经历了这样的转变。
由此,施特劳斯更进一步发现,古今对苏格拉底的批评其实面向的是不同的苏格拉底。古代人例如阿里斯托芬所攻击的苏格拉底是少年苏格拉底,是癫狂的苏格拉底,即阿波罗精神批判狄奥尼索斯精神;而现代人例如尼采所攻击的苏格拉底是成年苏格拉底,是清醒的苏格拉底,即狄奥尼索斯精神批判阿波罗精神[10]。施特劳斯认为,这是古今差异的最大所在。
在施特劳斯看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关键就在于此。重哲学之知识而轻政治之意见的走火入魔的少年苏格拉底,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原型;而无论是启蒙哲学,还是以后现代为代表的反启蒙,都是它的表现形式。施特劳斯发现了成年苏格拉底,那是他的一大贡献。从而,甘阳说,“施特劳斯对‘哲学与政治’的根本看法实际即是认为,‘不成熟的哲学’往往好标榜如何爱‘哲学’,如何鄙视‘政治’或‘人间事’……但‘成熟的哲学’即政治哲学则恰恰‘转向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和人’。施特劳斯由此提出了苏格拉底开创的‘古典政治哲学’的深刻意义就是从‘癫狂的哲学’走向或返回‘清明和温良的常识政治’的问题,从而提出了‘政治哲学’是要‘改善而非颠覆政治社会’的问题。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中心工作可以说就是将近代以来一直被视为‘攻击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改造成‘维护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而他的‘绝活’则是论证这个‘苏格拉底的改造’在柏拉图和色诺芬那里就已经完成了,甚至是苏格拉底本人就已经完成了!”[11]

[align=center]两种表达方式[/align]

古典哲学向古典政治哲学的转型,导致了表达方式的变化。
施特劳斯说:“温良不是思想的美德,柏拉图把哲学比作癫狂,正是清明和温良的反面;思想必然要求的不是温良,而是无畏,伤风败俗在所不顾。但温良是控制哲人的美德”[12]。这样,古代的政治哲人同时拥有癫狂的思想和温良的表达,因为他们深谙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即哲学必然会颠覆政治秩序。由此,他们发展出一套隐讳的表达,以区别于俗白的表达。这一表达方式在柏拉图和色诺芬那里就已开始,却为现代人所遗忘,而由施特劳斯重新发现。
俗白的表达任何人都能轻易理解,而隐讳的表达则需要少数训练有素的人经过细致的文本分析之后才能获得。古典政治哲人正是借助于隐讳的表达,实现了思想与秩序两不误,因为“他们用这种书写艺术向除少数精英以外的一切人隐瞒了自己的意图”[13]而不至于大范围流传,从而防止思想的癫狂颠覆社会[14]。

[align=center]问题[/align]

  1. 在笔者看来,柏拉图《申辩》中苏格拉底寻死的举动依然是癫狂的。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2. 施特劳斯谈了那么多现代性的困境,究竟哪一个才是最根本的?或者,没有最根本的困境?
  3. 施特劳斯的诠释学方法和中国的经学能否类比?(笔者认为,虽然二者在方法论上相似,但在目的论上,施特劳斯眼界更开阔。)
  4. 施特劳斯强调“要像古代哲人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15],但是他对古典作品的诠释会不会存在着过度解释的问题?(依笔者的观点,他的“隐讳的表达”已经极具嫌疑。)

2006.12.03.

参考文献: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
[美]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 Robert Nozick, [i]Anarchy, state and Utopia[/i] (Basic Books, 1974), p. 183. 转引自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39页。
[2] [美]布鲁姆:“纪念施特劳斯”,载《巨人与侏儒》,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6页。
[3] 例如,施特劳斯《哲学与神学的相互关系》的主题即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也可以说是理性与启示的关系,展现的是西方两种古典传统之间的内在紧张。需要注意的是,施特劳斯最初的关注点并不是古今之争,而是犹太问题,接着转向启蒙时期的斯宾诺莎,然后是中世纪的迈蒙尼德,再转向古代的柏拉图,最后在晚年时致力于苏格拉底研究,他是倒退着从现代回溯到古典的。
[4] Strauss, “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in [i]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Ten Essays by Leo Strauss[/i], p. 86. 转引自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36页。
[5]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88-89页。
[6] 然而,施特劳斯本人也认同知性真诚。
[7]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77页。
[8]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79页。
[9]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77页。
[10] 甘阳甚至认为,“以后被雅典起诉的苏格拉底正是这个‘癫狂’的苏格拉底。”(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96页。)
[11]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99页。
[12] Strauss, [i]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i], p. 32. 转引自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78页。
[13] [美]布鲁姆:“纪念施特劳斯”,载《巨人与侏儒》,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0页。
[14] 有一点要特别注意,正如甘阳所指出的:“施特劳斯虽然以其文本细读方式即所谓‘字里行间阅读法’(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而出名,又有所谓分辨古典著作中的‘俗白教导’(exoteric teaching)与‘隐讳教导’(esoteric teaching)之别的著名主张,但所有这些文本细读的前提是先立乎其大的眼界,否则文本细读必陷入学究式的琐碎无聊”。(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36-37页。)
[15] [美]布鲁姆:“纪念施特劳斯”,载《巨人与侏儒》,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5页。

本文为2006年12月29日在刘擎教授“20世纪西方思想史”硕士生课程的课堂发言稿,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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