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窝:岛主抄书

吴冠军:“阅读西方”:为何又要“重新”?——与甘阳、刘小枫二先生商榷

“博客”时代,还是“狂客”时代?

  在今天所谓的“博客”时代,我们一次次重复碰到这样的笑话:某人突然在网络上宣布,前人的思想(或以前的研究)全是错的,而他/她提出了真正的思想体系。对于网络时代那一个个不甘“潜水”而急于冒出水面的“狂客”,我想人们大都是一笑了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甘阳、刘小枫二先生联合撰写的《重新阅读西方》一文,或许才真正地逼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地来对那动辄宣布“多少年来前人研究皆错”的“狂客”话语、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逻辑,作一个批判性的检讨。
  在当代中国,甘、刘二先生均为治学严谨、博学厚思的学者。他们的写作,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思想界,并分别得到许多年轻学人的追随,我自己就从他们的著述中,获益良多。《重新阅读西方》一文,是两人联手为一套由他们主编的“西学源流”丛书所撰写的总序,该丛书将自2006年2月起由三联书店陆续刊行。这个翻译出版项目无疑是一个善举,我深信二位先生选书的眼光与对翻译质量监督上的苛刻,并由衷期待这套丛书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留下深远的影响。
  在为丛书所撰写的这篇总序中,甘、刘二先生声言:近百年来中国人对西方的阅读,因为带有着“病态心理”,故此皆为不“健康”的阅读;近世以来那代代中国学人,于是也皆非“健康阅读者”。作者们号召“重新阅读西方”,并要求“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
  两位前辈学者这番大而化之的“宏大”宣称,却让人不自觉地体味到今日“博客”时代所一再遭逢到的那一股特征化的轻狂——那种网络“狂客”们的经典式口气。

“歪视”:从“西洋伪书”到“中国盛世”

  今天的这类“狂客”写作,其背后所隐藏的论述逻辑便是:以贬低乃至一笔勾销其它所有对抗性论述的方式,来确立自己论述的真理性地位。甘、刘二先生“重新阅读西方”这一论述背后的隐秘逻辑(其实并不如何“隐秘”)便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对西方的所有阅读都读错读歪了,皆非“健康的阅读”,而现在作者们所推荐的这一阅读方式,方是真正的康庄正道,指明了“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正是在这里,两位作者以缺失具体分析、大而化之的方式一笔抹销前人在“阅读西方” 上的种种话语,并以此确立自己阅读方式的真理性、以及“重新阅读西方”的正当性。
  然而,即使甘、刘二位当代中国哲人对西方的阅读确实深有洞见,此处的关键症结恰恰在于——包括哲人在内的“说话的主体”(speaking subjects)在言说真理上的根本性“无能”:任何写作与阅读,都是以语言(甚至多种语言)作为媒介的行动,均不得不经受那套用以表征真实/真理的符号系统的滑动游移、不得不承受由其所产生的诸种幽灵性的过剩的扭曲影像。正因此,对文本的阐释便永远是开放的、对抗性的,阅读的路径便总是多元性的。 如果胡适博士等从西方“带回来的”被隐指为“西洋伪书”、“西洋伪史”的话,那么,凭什么说甘、刘二先生此次对西方的“重新阅读”,便是“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所进行的“不伪”的阅读?若按照甘、刘二先生对胡适等人的这一批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几十年后,又会有若干“狂客”跳出来,直指今天甘、刘二博士从西方“带回来的”皆为“西洋伪书”,是带着“病态心理”对“西方”作不“健康”的阅读;而作为“健康阅读者”的“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则需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来进行那“重新-重新阅读”、“真正的健康阅读”……
  每一种阅读,都无可避免地是一种带着阅读者自身之视角(前理解、知识背景、问题意识,等等)的“歪视”(looking awry);更何况,此处的对象文本是作为他者的“西方”。 甘、刘二先生又如何来保证,他们的阅读“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而不仅仅是甘阳眼中(歪视中)的“西方”、刘小枫眼中(歪视中)的“西方”?仅以刘小枫最近的“盛世要修典”之论 为例,在阅读当代中国之现实上,相信许多学者就会与刘小枫截然不同,那么试问其中谁是在“按中国本身的脉络去阅读中国”?难道犬儒地——“政治正确性”地——将当代中国的现实解读为“盛世”,便是“不伪”的“健康阅读中国的方式”?当代中国学者阅读眼下的当代中国,尚且呈现如此格格不入的对抗性,更遑论“阅读西方”了!

“太阳底下”无法想像的全新开端

  在“阅读西方”上,甘、刘二先生在文中将当代西方学界晚近的诸种思想话语称作为“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并要求“对西方学院内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抱善意的嘲笑态度”。这种强烈“偏见”化的论断本身,难道就是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了?两位作者最后断言——“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而我却恰恰要追问:为什么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
  如是看来,激进拒斥这类“没有新东西”之论的马克思(Karl Marx)经典的“Thesis Eleven”(即不能仅仅满足于去解释,关键是要致力于去改变),无疑在作者们的眼中(歪视中),也已——与作为“新潮异说”的“反西方中心论”等一起——被打入了那不在“西方本身的脉络”内的“‘旧’潮异说”之列。
  作为当代中国学者(并且是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的两位主要参与者),两位作者对马克思存有意识形态先见,或并非难以理解。但至少,共和主义是他们所明言的应予重视的“西方本身脉络”之内的政治哲学源流。那么,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位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在二十世纪复兴的主要中兴者——的核心教导,便是“积极生活”,即以自由的行动,去开创在当下意识形态坐标内彻底无法想像的全新的开端(Beginning)。在阿氏这里,自由是一种能力“去开始全新的事物,……关于这一全新事物之各种结果无法被控制甚或被预测”。真正的自由永远包含一个“无的深渊”(abyss of nothingness),“这个深渊在任何行为之前便开启了,它无法被一个可靠的因果链所说明,用亚里斯多德主义的潜在性与实在性之范畴也无法解释。”
  在这意义上,两位作者把“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这句“常言”当作不证自明的“公理”来使用——即彻底预先封闭(foreclose)以自由的行动去积极开创激进溢出既有意识形态坐标(“太阳底下”)的空间,恰恰表明了:作者们深深接受了“西方本身脉络”中最保守的一支政治哲学(非但容不得马克思、且容不下阿伦特),并把它作为“重新阅读西方”的“前理解”。这般一口认定“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地“重新阅读西方”、武断自大地摒除“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不恰恰正是——用作者们自己的“狂客”语气——十足的“病态心理”?!
  故此,甘、刘二先生对“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的这一要求(即,不能以中国的视野来“阅读西方”、而是要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在我看来本身乃是一个不可能的要求:即使“西方人”自身,便会对于什么是“西方本身的脉络”而分歧不休、产生出种种对抗性的论述——当代“施特劳斯(Leo Strauss)学派”和以波考克(J. G. A. Pocock)、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对西方政治思想史脉络的对抗性解读,便是此中的典型一例。甘、刘两位中国哲人从西方政治哲学最保守的一脉出发,充满“价值判断”色彩地品评界说“当代西方种种新潮异说”、“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并规范性地断言“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等等,若仅仅作为甘刘二氏一己的“阅读西方”,自是可成一家之言,并值得认真对待;但若就此声言唯这种阅读才是“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才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那难道不恰恰正是一种最粗暴最无畏的“狂客”话语么?!

用“中国的视野”去读“西方本身的脉络”,何如?

  甘、刘二先生在文中所提出的近百年来中国人“阅读西方”中的“真正病灶”——即那种以中国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尽管本身也并非一个新的洞见,但在我看来,这一论述确是批判性地捕捉到了至今仍在中国学人中广为盛行的“阅读西方”的一种前反思的“惯习”。这样的警示,我深深以为:愈多愈好。然而,即使作者们批评的内容是“正确的”——提出警示;但他们批评的路径本身却是“出错的”——即以自命真理(“健康阅读者”、“不伪”的“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的方式取消所有对抗性论述。
  有意思的是,尽管甘、刘二先生强调不能以中国的视野来“阅读西方”而是要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然而在同时期发表的另一篇同样由他们联名写作的《政治哲学的兴起》一文(该文是作者们为自2005年11月起由华夏出版社陆续刊行的“政治哲学文库”丛书所写的总序)中,两位作者却写道:

  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若不是两篇文本的字字确凿,真难以置信两种截然对抗的观点,竟同一时期并排地出自相同作者们之笔下。那些追随甘、刘二先生的年轻学人们,除去“两个凡是”的“简单信徒”外,我想一定会被彻底搞糊涂:究竟是从“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还是从“中国的视野”、“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来阅读西方?到底是要以西方本身脉络来“重新阅读西方”,还是再需要以中国的视野——“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出发“重新-重新阅读西方”?于是,在这一“(N次)重新来过”的“狂客”话语中,作者们在前一文本里所试图一笔勾销的对抗性论述,首先便恰恰是后一文本中的自己。
  这便使我们重新遭遇到了“矛盾”之最初的定义性的(defining)那个笑话:《韩非子》中所记载的那位欲售出自己的矛与盾的楚人,前一句声言“吾楯之坚,莫能陷也”(前一篇文本声言必须“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后一句则声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同一作者的后一文本则称必须“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两种对抗性论述各自之“坚”之“利”,均被作者们占去。那么,对此最好的回应方式,古人已为我们点明——“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即,用作者们所要求的“中国的视野”去读作者们所要求的“西方本身的脉络”,何如?
  这,在我看来,正是甘、刘二先生之论说的内在的根本性僵局:当他们号召“重新阅读西方”、召唤“政治哲学的兴起”时,他们命定永远-已经(always-already)是在用(所谓的)“中国的视野”去读(所谓的)“西方本身的脉络”。

结语 自我反思性的批判实践

  甘、刘二先生的文本,使我不得不去对当下弥漫性的那种动辄宣布“多少年来前人阅读皆错、现在需要重新来过”的“狂客”话语,作出一个批判性的分析与反思。
  因任何阅读都无可避免地是一种“歪视”,二位先生关于近百年来中国人对西方的阅读皆非健康阅读(都系读错读歪)之论断,本身恰恰是没有问题的:那已有的对“西方”的所有阅读,在阐释学和存在论的层面上,永远-已经是歪读误读。
  然而,“近世国人阅读西方皆非健康阅读”这样的说法,对我而言,首先便必须是自我反思性的(self-reflexive),即首先是自反性地指向自身,以使自己时刻警醒自身阅读与写作中的诸种局限、进而反思那根本性地框束自身视界的符号性坐标;而非使之仅仅成为一句用来自抬身份、确立己说之(伪)真理性的“狂客”口号。
  甘阳先生、刘小枫先生,您可同意么?

(本文原载《二十一世纪》2006年8月号)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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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ntry was published on 2007/02/14 at 08:00 and is filed under 岛主抄书. Bookmark the permalink. Follow any comments here with the RSS feed for this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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