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窝:岛主抄书

德国虚无主义

列奥·施特劳斯

演讲(1941年2月26日)

丁 耘 译

提要[1]

I.德国虚无主义之下终极的、非虚无主义的动机。

3.道德性(morality)与封闭社会不可分的联系:对现代文明之原则的道德抗议。

II.非虚无主义的动机导致虚无主义的缘由。

4.德国虚无主义是某类年轻的无神论者对共产主义理想或预言的反应。

5.论青年与虚无主义的密切关系,以及青年解放运动的虚无主义后果。

6.论进步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密切关系:进步主义没有对目的加以界定;因此它以不确定的不反对既与秩序。

III.什么是虚无主义?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虚无主义特别是德国式的。

7.虚无主义是对文明本身之原则的拒斥。文明是人类理性之有意识的文化,也就是科学与道德(morals)。

8.如此界定的虚无主义是当今德国而非任何其它国度的特性。

9.德国虚无主义为了战争与战争德性之故拒斥文明本身的原则。

10.德国虚无主义因而接近德国军国主义。

11.德国虚无主义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激进形态,这种激进化归因于浪漫派对于整个现代发展的意见之胜利。

12.德国虚无主义是对现代理想的反动,这种反动是德国观念论哲学的特性:以自我牺牲与自我否定的道德反对自我利益的道德;唯一一种毫不含糊的非功利德性是勇气。

13.德国观念论在反对西方哲学的同时声称自己综合了现代理想与前现代理想;这种综合是无效的;德国观念论的影响使得人们不可能接受现代理想;德国人转而依靠前现代的理想:依靠被德国观念论解释的前现代理想,也就是说,该理想是以一种反对启蒙的争辩意图被解释的;因此:德国人所依靠的是对前现代理想的现代歪曲。

14.现代理想具有英国来源:德国传统是一种批判现代理想的传统。英国人建立了一种现代理想与古典理想的有效混合,德国人过于强调了传统中的断裂,以至于他们最终从拒斥现代文明走向了拒斥文明本身之原则,也就是走向了虚无主义。作为帝国民族的英国绅士(gentlemen)反对作为乡土的、怨愤的狂热者民族的德国老爷(Herren)

德国虚无主义

演讲(1941年2月26日)

丁 耘 译

1.什么是虚无主义?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虚无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德国现象?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只能试着把它们搞得确切*[2]一点。因为我就要探讨的这个现象过于复杂,而以往的考察又是如此之少,在我可以支配的不长的时间中是无法给予充足描述的。我所能做的只是勾勒轮廓而已。

2.现在听见“德国虚无主义”这个提法,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自然立刻就想到了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但从一开始便要了解,民社主义只是德国虚无主义最有名*的形态而已——是它最低级、最乡土、最蒙昧和最不光彩的形态。很可能正是它的粗俗带来了巨大的(虽然这很糟糕)成功。这成功后面会跟着失利乃至最终的彻底失败。但是民社主义的失败未必意味着德国虚无主义的终结。因为那种虚无主义的根基比希特勒的煽动鼓惑、比德国在世界大战里的战败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要深得多。

我想沿着以下线索来解释德国虚无主义。首先我要解释一下其下的最终动机;这个动机并不自在地便是虚无主义式的。接着我想描述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一非虚无主义的动机导致了虚无主义的渴求。最后,我将试着给虚无主义下这样的一个定义,从所虑及的非虚无主义动机的观点来看,这个定义得不可撼动;并且,我们要在这个定义[i]的基础上把德国虚无主义描述得更充分些。

3.虚无主义的意思也许是:velle nihil,意欲虚无、[意欲][3]包括自身在内的万物的毁灭,因此首先是自身毁灭的意志。我听说存在着有这样古怪愿望的人。但我相信这种愿望并非德国虚无主义的最终动机。不戴有色眼镜就不会注意到自身*毁灭意志的任何确切征兆。不仅如此,就算把这一愿望证明*为最终动机,我们仍会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个愿望采取了这一形式,其状态不是所谓fin de siecle[世纪末]或者纵酒主义,而是军国主义。用心理疾患来解释德国虚无主义,还不如把它解释成一个亡命之徒想要与几个警察和出卖他的同伙一起搞谋杀;我并非斯多葛派,我无法把[这个亡命之徒]的这种愿望称为病态愿望。[ii]

事实上,德国虚无主义并非绝对的虚无主义、并不意欲包括自身在内的万物全都毁灭,它只意欲特殊某物*的毁灭:现代文明。也许我可以说,有所限制的虚无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几乎*绝对的虚无主义,仅仅出于这个理由:对现代文明的否定,引导或伴随着那个“不”字的不会是任何清晰的肯定性概念。

德国虚无主义意欲现代文明毁灭,这是就该文明的道德意义而言的。众所周知,德国虚无主义并不那么反对现代技术*设备。德国虚无主义所反对的、现代文明的道德意义可以表达如下:突出人的地位;或者:捍卫人之权利;或者: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支持着对现代文明的异议、对西方(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西方)精神的异议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动机呢?

答案势必为:它是一种道德异议。这种异议出自这样一个确信:国际主义是现代文明所固有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建立一个完美的开放社会(这种社会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目标),从而还有对这个目标的一切渴望,这些与道德生活的基本要求都是格格不入的。[对现代文明的]那种异议出自这样一种确信:一切道德生活的根基在本质上都是(因之永远都是)封闭社会;出自这样一种确信:开放社会必定无涉于道德,如果不说是非道德的话—它将是寻欢逐利者、追求无责任权力者的渊薮,不啻集各种不负责任、玩世不恭之大成。[iii]

据说道德生活意味着严肃认真的生活。严肃认真(seriousness),以及严肃认真之仪式(旗帜与对旗宣誓之类),是封闭社会的独特性质,照其本性,这种社会不断面临、基本上就是指向Ernstfall[紧要关头]、非常时刻(serious moment)、动员日、战争。只有这种紧张气氛下的生活,只有其基础为时刻意识到牺牲*(此乃生命之所归)、意识到牺牲生命与一切身外之物的必要与责任的生活,才是真正人类的生活:崇高之事非开放社会所能知。[iv]声称渴望开放社会的西方诸社会,实际上是些处于分崩离析状态下的封闭社会:它们的道德价值与可敬之处,完全有赖于他们仍是封闭社会。

让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再走上一程。据说,开放社会其实是不可能的。向着开放社会的所谓进步完全无法证明该社会的可能性。因为进步只是个巨大的幻想,也就是个说法而已。习惯了直言不讳的前辈们早就诚实地认准了人类本性的特定基本事实,如今却用些说法否认这些事实,用些合法的幻想以及其它东西草草加以掩盖,比如说:相信可以通过无需武力(用以惩罚毁约者)后盾的条约来消除战争,或者把作战*(ministries of war)部叫做国防*部(ministries of defence)、把惩罚称为制裁、把死刑称作das Strafmass hoechste [极刑][v]。开放社会在道德上低于封闭社会,这还因为前者基于虚伪。

反现代文明的异议立足于一种确信,这确信基本上与黩武主义、与好战毫不相干;与民族主义也无丝毫关系:因为存在过并非民族的封闭社会;诚然它与所谓主权国家有些关系,但这也是就主权国家为上述意义的封闭社会提供了最佳现代例子而言的。再重复一遍,我试着描述的那种确信原非好战(love of war):毋宁说它是好德(love of morality),是对濒危的道德性的责任感。我们中的历史学家们从格老孔,柏拉图的兄长那里得知这种确信或者说激情,即以高贵德性的名义激情洋溢地反对猪的城邦。他们更从让–雅克.卢梭那里、从弗里德力希.尼采那里得知这点。卢梭激情洋溢地反对趣味世纪[4]的慵懒、略带腐化的文明;而尼采则同样激情洋溢地反对工业世纪[5]的慵懒、略带腐化的文明。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正是同样的激情(哪怕其形态这回有更多的激情和无限减少的智性)继而反对着战后[6]德国所谓的或真正的腐败:反对“都市的亚人类”( the subhuman being of the big cities),反对“文化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正如柏拉图与卢梭的例子所显示的(如果确实需要例子的话),那种激情或者说确信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虚无主义的。(如果回想例如一下牛津学生不为国王与国家而战的决定以及一些更晚近的事情,甚至可以揣测这是一种合理的的疑问)虽然这种确信就其自身而言不是虚无主义的,或许还有点道理,无论如何,在一系列情形的作用下,这一确信在战后德国导致了虚无主义。在以下的概述中,我将仅仅提及这种情形中的一些,就是那些(在我看来)没有被这次研讨以及相关文献充分强调的。[vi]

4.必须具备一种我完全缺乏的禀赋,也就是有抒情气质的报告者的禀赋,才能使你们中间那些未曾在战后德国生活多年的人真切地了解到,是些什么样的情绪在支持着德国虚无主义。[vii]我姑且把德国虚无主义界定为一种摧毁当今世界及其潜能的欲望,至于应该用什么来填补摧毁后的空虚,这欲望并无什么清晰的概念。让我们试着理解一下,这种欲望如何才发展出来的。

没人满意那个战后世界。在许多人看来,德国一切种类的自由民主政制全都绝对无法克服德国面临的困难。这便产生了一种针对自由民主制本身的深深偏见,或者说加强了既有的深深偏见。摆在自由民主制面前的,是两条明白不过的道路。一条道是干干脆脆的反动,正如巴伐利亚亲王鲁普莱希特(Crown Prince Ruprecht of Bavaria)就此所说的:“有人说历史的倒车开不得。这不对。”另外一条道要有趣些。我们中间年纪大点的人兴许还记得,当时某些人断言说,时局隐含的冲突必然导致一场革命,要么和另一次世界大战一道来,要么紧跟着就来—无产阶级的兴起与社会各阶层的无产阶级化预示了国家的消亡、预示了无阶级社会、预示了消灭一切剥削与不公正、预示了终极和平的纪元。导致虚无主义的除了无望的时局,那种期待至少也起了同等重要的作用。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太平世界、仅仅致力于生产与消费(既有物质产品也有物质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全球社会—–对于一些为数不多、相当明智、相当正派的德国人(虽然很年轻)来说,这幅图景实在可怕。他们不是由于担心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才反对这幅图景的;因为在这方面,他们的确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损失。他们也不是出于宗教理由反对这图景;因为,正如他们的一位代言人(E.容格尔)所说的,他们深知*自己是无神者的后裔。他们厌憎的,是对这样一个世界的期待:那里每个人都幸福而满足,每个人都有他渺小的日间快乐、渺小的夜晚快乐,不再会有伟大心脏的跳动、不再会有伟大灵魂的呼吸,没有真实的、非隐喻意义上的牺牲,也就是,一个没有血、汗与泪水的世界。对于共产主义者而言似乎实现了那人类梦想的东西,对于这些德国年轻人来说,好象恰恰是人性的最大堕落,是人性的完结,是末人的来临。他们未尝真正知道(因而也无法以一种足够清晰地语言表达),他们究竟想要用什么来替代当今世界、替代其所谓注定的未来或结局:他们所能绝对确定者只是当今世界及其一切潜能均须摧毁,以便阻挡否则必然来临的共产主义终极秩序:毫不夸张地说,在他们看来,随便什么(虚无*、混乱、丛林、野蛮的西方、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都无限优于那个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平主义的未来。[viii]他们说“是”总含混不清—他们其实无法说出超出“不!”的东西。这个“不”终究充分地体现为行动的那个前奏、体现为毁灭之行动。无论何时听到德国虚无主义这个说法,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番景象。

几乎没有必要指出这些德国年轻人的谬误。他们简单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观点:如果不想毁灭文明,那就得搞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但他们比共产主义者更强调了,共产主义的预言是有条件的(如果不想毁灭文明)。这个条件就为选择留了余地:在共产主义者看来是唯一可能的东西,他们是通过选择确定的。换言之,他们承认所有理性的论证都有利于共产主义;但他们针对那显然无可非议的论证放置了他们所谓“非理性决断”。不幸的是,他们知晓的所有理性论证都是历史论证,说得更确切些,都是关于或然未来的陈述、预言,这套东西的基础是对过去尤其是对现在的分析。因为那种现代占星术(做预言的社会科学)曾经掌握了相当一批学院里的年轻人。上面我已经强调过了,虚无主义者都是些年轻人。[ix]

5.这样那样的现代学究兴许会觉得虚无主义也不是糟糕透顶。他会论证说,因为年轻一代里那些有理智的人会对长辈让他们相信的东西有所不满,他们会强烈需要一个新的字眼来表达他们的}渴求,考虑到无过无不及并非年轻人的德性,他们会要个极端的字眼—–这一切并没有什么不自然嘛。可以想见他会继续说,况且青年无法在体制内找到新的字眼,无法以确切的语言表达他们否定长的强烈冲动—这也没什么不自然啊。吊诡爱好者或许不禁断言,年轻人在本质上就深受虚无主义吸引。我应该是最不会否认我刚才试着描述的特殊虚无主义的青年特征的。但我确信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最危险的事情或许莫过于所谓进步教育,就此而言,我便更要反对那些现代学究:那些年轻人需要的是老派的教师,当然是那种并不教条因而足以理解其弟子们的远大抱负的老派教师。不幸的是,在战后德国,对旧式教育的信念大大衰落了。威廉二世对古老高贵的教育体系(这是由十九世纪早期的自由开明人士建立的)的危害,非但未被共和国制止,更有甚者还被加剧了。况且还有青年政治解放的影响,这件事情常常是被当作孩童投票提到的。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有些拒绝严格理智纪律的年轻虚无主义者正是那些经历过所谓青年运动感情纪律的男男女女的子弟,而正是那场青年运动鼓吹了青年解放。我们的世纪曾被称为孩童的世纪,在德国这体现为青少年的时代。不消说,并非所有从青涩到衰老的自然演进当中都会插入一个不管多短的成熟期的。希特勒曾经无耻地对高龄总统兴登堡的临危垂死说三道四,这最生动不过地表达了对高龄的尊重是如何丧失的。

我曾经点出,年轻的虚无主义者也都是些无神论者。宽泛地说,在世界大战之前,无神论专属于激进左翼,正如在整个历史当中,无神论总是与哲学唯物主义相连。德国哲学大体是观念主义的,而德国观念论者都是些有神论者或泛神论者。据我所知,叔本华是第一个既不是唯物主义者而又公开讲授无神论的德国哲学家。不过与尼采相比,叔本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尼采断言说,对于一种激进的反民主、反社会主义、反和平主义的方针而言,无神论假设非但可以并行不悖,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在他看来,甚至共产主义信念也无非是有神论与天命信仰的世俗化形式。说起对战后德国思想的影响,没有另外一位哲人可与尼采、无神论者尼采相提并论。我无法深究这个重要课题,因为我不是神学家。关于德国虚无主义的这一方面,一位远比我精通神学的绅士—研究生部的卡尔.迈耶尔(Carl Mayer)教授—做了全面的考察,可以参看他即将发表在《社会研究》[x]上的文章。

我刚谈到的青少年需要这样的教师:可以用清晰的语言向他们解释他们远大抱负的肯定意义,而不仅仅是消解性意义。他们相信在这类教授与作者那里找到了这样的教师,而这些人有意无意地为希特勒铺平了道路(斯宾格勒、穆勒.凡.登.布鲁克、卡尔.施米特 、恩斯特.容格尔、海德格尔)。如果我们想理解这些作者的(而非希特勒的)奇特成功,我们必须很快地考察一下他们的论敌,这些人同时也是年轻的虚无主义者的论敌。这些论敌常常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相信,由于他们驳倒了那些年轻人说的“是”,也就是驳倒了前后不那么一贯的(即使并非愚蠢的)肯定性断言,他们也就驳倒了“不”。但一个人无法驳倒他没有理解透的东西。许多论敌甚至没有试着去理解支持着否定世界及其潜能的炽热激情。结果是,那些反驳反而加强了虚无主义者的信念;所有这些反驳看起来都在回避问题;绝大多数反驳都是些老生常谈(pueris decantata),重复着年轻人早就记住的东西。对于现代文明的原则*,那些年轻人终于开始严肃地怀疑,而不仅仅是在方法上或是方法论上;他们不再服膺现代文明的权威;显然,如果要听取什么论敌意见的话,这些论敌应当是这样的: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体会了怀疑,并且已在艰难岁月中凭借独立思考克服了它。许多论敌并不满足这样的条件。培育这些论敌的便是对现代文明原则的信念;而一个培育人的信念很容易蜕化为偏见。结果,那些论敌的态度往往成了辩解性的。于是,事情就变成这样:进步原则,这个在本质上是进取性的原则,其最热切的支持被迫采取了防御的姿态;而在精神王国中的防御姿态看起来象是承认失败。对于年轻一代而言,现代文明的观念是个陈旧的观念;因而进步理想的支持者便处于这样一种劣势,他们不得不以保守者(conservateurs)的态势抵御同时已被称为未来浪潮的东西。他们给人的印象是背着古旧陈腐传统的沉重包袱,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则不受任何传统的束缚,拥有完全的活动自由—–而在精神战争以及现实战争之中,行动自由便意味着胜利。就象智识上的有产阶级面对着智识无产阶级(怀疑论者),虚无主义者的论敌拥有一切便利,也有一切不利。现代文明一般及其支柱(即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特殊的社会科学)之处境似乎可与17世纪新科学出现之前不久的经院哲学的处境相比拟:旧学派(包括共产主义在内)在方法与术语上的技术性完善似乎成了反对旧学派的锐利论据。因为技术性完善往往遮蔽基本问题。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日落时分才开始飞翔。战后德国思想的特征当然是:技术术语(在德国任何时刻都无法忽略这个)的数量达到了天文数字。而能够打动虚无主义年轻人的唯一[思想]答案必须用非技术的语言给出。只有一个答案是中肯的,只有一个答案也许会打动虚无主义年轻人(如果他们确曾听到)。那些年轻人,他们决不相信,那个其后尾随着跃入自由制、尾随着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时期会是人类或者德国的美好时光,但他们会象我们一样被温斯顿.丘吉尔(于英国在佛兰德斯的失败之后)就不列颠的美好时光所说的话打动。因为他们的一位最伟大的导师曾经教会他们在坎奈(Cannae)那里观察古*罗马[xi]荣耀生活的顶峰。

6.我已经描述了一种并非原本便全然恶劣的虚无主义兴起的智识与道德环境。并且,我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并非年轻的虚无主义所反对的一切都是不可反对的;并非他们鄙视的所有作者、论者都是必须尊敬的。我们要留神那种并不受审慎节制的固执。我们也别忘了学者的最高责任,求真或者公正,是不理会什么界限的。现在让我们立刻在虚无主义者自己的视角考察一下我所说的虚无主义这种现象。他们会说,“虚无主义”只是个口号,用它的是那些不理解新生事物的人,是那些只看到了自己珍视的理想被拒斥、自己的精神财富遭毁灭的人,是那些仅凭起始的言行判断新生事物的人,而那些言行必然是夸张的,远非什么恰切的表达。考虑到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时分才起飞,一个有理性的人怎么能够期望一开始就对新时代的理想作出恰切的表达呢?[难道不能谈谈]纳粹?[谈谈]希特勒?关于他,谈得越少越好。他很快就会被忘却[7]。他无非是微不足道的“历史”工具:新时代、新精神的助产士;助产士通常丝毫不理解他所接生的婴孩的天赋;他甚至可以不是个合格的妇科专家。新现实存在于创生之中;它正在改造全世界;同时存在着的是:无,然而—却是一种具有蕃息潜力的无(a fertile nothing)。纳粹有形无质,犹如浮云;目前,浮云遮蔽天空,预示风暴将临,但同时它也是甘霖之兆,将为久旱的土地带来新的生机;(这里我简直是在引用[其他人的话])不要丧失希望;你们看来是世界终结的,不过是那个始于1517年左右的时代的终结。—-老实说,对于那些人,那些期望从“历史”与未来本身*得到所有问题答案的人;那些把对现在、过去或将来的分析误当作哲学的人;那些信奉朝着一个自身就是进步的因而无法界定的目标进步的人;那些并不受已被了解的、稳定的标准(这个标准稳定不变,被了解而非仅仅被信封)引导的人:我不知道这些人如何才能抵御塞壬歌声的诱惑。换言之,对虚无主义缺乏抵抗,其最终缘故似乎是对理性与科学的贬低与轻视(理性要么是唯一的、不变的,要么不存在)。因为如果理性是可变的,那么它就依赖于那些引起它变化的力量;那它就是感情的奴仆;一旦人否认理性的统治,就很难在高贵的与低下的感情之间作出并不武断随意的分别。一个可以夸耀自己终生与一切虚无主义的超人之父打着密切交道的德国人已经告诉我们(与一切有灵感的作者一样,他的说法是可靠的),一切虚无主义的创始人承认:“尽管鄙视理性与科学这人类最高的力量吧,我已经完全抓住了你。”[xii]

7.我已经把在德国生活期间所闻、所见、所阅者压缩为上述的片断评论,因为我必须传递的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运动以及通常对它的非理性反应的印象,而非一个讲究推理的论证。无论如何,现在我可以试着给虚无主义下个定义。我这么做是有点惶恐的。这倒不是因为我要给出的定义不符合正常定义的要求(因为我知道不符合要求这种错误更容易得到原谅);也不是因为这定义有什么新奇,恰恰是由于相反的理由。[xiii]在你们大多数人看来,它是一种老生常谈,而且由若干老生常谈构成。我能用来佐证自己的唯一东西是:我曾理所当然地期待在劳西宁先生(Mr.Rauschning)的名作中找到虚无主义的定义。只是由于未能在此书中找到这样一个定义,我才有勇气陷入你们认为的浅薄之中,哪怕是一种必要的浅薄。

我要说:虚无主义是对文明本身的拒斥。因而一位虚无主义者便是知晓文明原则的人,哪怕只是以一种肤浅的方式。一个单纯的未开化者、野蛮人,并不是虚无主义者。这便是被恺撒击败的条顿人首领阿里奥维斯图斯(Ariovistus)与希特勒(换个角度看,他有着彻底的野蛮人的共同特征—傲慢与残忍)的区别。一位打扰了阿基米德画圆演算的罗马士兵不是个虚无主义者,而仅仅是个士兵。我说的是文明(civilisation),而不是:文化(culture)。因为我注意到许多虚无主义者都是文化的爱好者,并以之与文明区分、对立。除此之外,文化这个说法并未规定要教化养成(cultivated)些什么(鲜血、大地[8]还是心灵),而文明这个字眼立刻表明了这样一种过程:将人变成公民(citizen)而非奴隶;变成城邦的而非乡村的居民;变成热爱和平而非战争的人;变成彬彬有礼而非粗野凶暴的人。一个部落联盟也可以拥有一种文化,可以生产、享乐、赞咏、歌唱,也可以精心修饰他们的衣服、武器与诗艺,也可以有舞蹈、童话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它无法被文明化。[xiv]西方人已经丧失了相当多的一度拥有的对自己文明化的自豪(这是一种沉静的、逐渐养成的自豪),我猜测,是否这个事实最终导致了现在无力抵御虚无主义。

我要讲得再确切些。我们把文明理解为有意识的人性文化(the conscious culture of humanity),—–人性就是那把人造就为人的—–也就是说,理解为有意识的理性文化。人类理性首先有两种能动方式:调节人的行为,并且试着理解人所能理解的随便什么东西;也就是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因此文明的支柱就是道德与科学,并且这两者是统一的。无道德的科学会沦为犬儒主义,这样也就摧毁了科学努力自身的根基;无科学的道德则沦为迷信,从而往往成为狂热的野蛮。科学是理解宇宙与人的尝试;因此它和哲学是一回事,它倒未必与现代*科学是一回事。我们把道德理解为正当、高尚行为的规则,就象一个有理性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就其本性而言这些规则适用于任何人,虽然我们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并非所有都有同等的趋向正当、高尚行为的自然资质。甚至最极端的怀疑派也不禁会鄙视、或至少是宽恕这样那样的行为或这样那样的人;全面地分析一下这种鄙视或宽恕行为中所隐含的东西,就会引出我粗粗讲过的、众所周知的道德观。我可以这样来说明正当高尚的行为:它既非受苦,也不是从受苦中产生愉悦;[xv]对于我们当前的目标来说,这样的说明足够了。要么就换一种说法,正当高尚行为更多地不是与人的自然目的相关,而是与实现该目的的手段相关:目的将手段神圣化这种观点,乃是对非道德主义(immoralism)尚属全面的表达。

我有意把“艺术”置于文明的定义之外。虚无主义最有名的斗士希特勒也是个著名的艺术爱好者,甚至他本人就是个艺术家。但我从未听说他追寻真理或是把德性的种子撒入他臣民的灵魂。我观察到,文明的奠基者们教给我们科学与道德之所是,却从不了解大约最近180年以来的艺术这个术语;他们也不了解具有同样晚近起源的“美学”这个术语和美学学科—–这个观察加强了我对“艺术”的偏见。这并未否认,毋宁说是断定了科学道德这一方与诗艺以及其它模仿艺术这另一方的密切关系。但如果不把科学与道德看成那文明之柱[xvi],那种密切关系势必会被误解,势必会损害科学道德以及诗艺。

我提出的[文明]定义有另外一层意蕴,或者说另外一种便利,我必须讲清楚。[xvii]起初我尝试性地把虚无主义界定为毁灭当代文明、现代文明的欲望。通过我的第二个[关于文明的]定义,我想表明,不能把现代文明本身最激进的批判者称为虚无主义者。

文明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这意味着文明与人类生命或人类生存不是一回事。曾经有(现 在也有)许多人性存在者并不分享文明。文明有一个自然基础,这是它发现而非创造的,它依赖于这个基础,对这个基础它只有十分有限的影响。征服自然,如果不被看成高度诗意的夸张,那就是个荒谬的说法。文明的自然基础的一个例证是,所有文明的共同体,与不文明的共同体一样,全都需要武力来对付外敌内寇。

8. 我认为,无须证明的是,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是上文界定的那种虚无主义,相比其它一些国家,上述那种虚无主义在德国更见其特征。例如日本就不会象德国那样虚无主义,因为按照上述的定义,日本的文明化程度远不及德国。如果虚无主义是对文明本身的原则的拒斥,如果文明的基础是认可这样一个事实:文明的主体是作为人的人,那么严格地说,凡根据种族、民族、或者文化来解释科学与道德的都是虚无主义。凡接受北欧科学、德国科学或浮士德科学(Faustic science)之类观念的,eo ipso[也就是]拒斥了科学之观念不同的“文化”可以产生不同的“科学”类型,可只有其中之一才是真的、才是科学[xviii]。对科学的民族主义解释的虚无主义涵义特别可以用以下说法给予略微不同的描述。文明与学习分不开,与向其他人(只要这人能教我们有价值的西)学习的欲望分不开。而对科学或哲学的民族主义解释意味着,我们无法真正从我们的民族或文化之外的人学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谈到希腊人时通常想到的那几个希腊人,他们与野蛮人的分别就在于所谓学习的意愿—-哪怕向野蛮人;而野蛮人呢(不管是非希腊的野蛮人还是希腊裔的野蛮人),他们则相信他所有的问题都被他祖先的传统解决了,或可以在此基础上得到解决。当然,一个人如果仅仅断言,一个民族在对某类现象的理解上较其它民族更为擅长,那他并不是虚无主义者:对于文明的定义来说,因此对于虚无主义的定义也一样,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科学或道德的偶然命运,而是它们的本质意向。

9. 一般的虚无主义者(特殊地说,德国的虚无主义者也一样)拒斥文明本身的原则。问题来了,德国虚无主义者为了什么要拒斥这些原则呢?我将试着解答这个问题,一开始根据的是劳西宁先生的著作。[xix]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对上述关于虚无主义的定义给予更多的说明。

劳西宁先生把纳粹的内外政策称为“虚无主义革命”。这意味着,纳粹并不象自己声称的那样是一种“造就中的新秩序”,而是“对一代代劳动成果累计而成的、不可替代的资源(物质的、精神的、道德的)的浪费性、毁灭性开采”(XI)。他这番话的意思是纳粹就后果而言是虚无主义的,但这未必意味着它在意向上也是虚无主义的。可以设想,劳西宁这话也可以用来说共产主义革命。但却无法说共产主义是虚无主义运动。如果共产主义革命是虚无主义的,那这是就其结果而非意向而言。这让我想到劳西宁的另一个说法:他把虚无主义等同于“一切传统精神标准的解体”(XII)。我不同意的是在虚无主义的定义里用到了“传统的”这个说法。很明显,不是所有的传统精神标准(就其本性而言)都能超脱于批判与拒斥之外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我们追求的是善好者,而非所承继者。换言之,我认为纳粹的反对者退缩到简单的保守主义是危险的,这种保守主义通过特定的传统来界定其终极目标。固然,从平庸无奇的现在倒退回激动人心的过去(但凡过去,通常都是激动人心的),这个诱惑是巨大的。然而,我们不应该屈从于这种诱惑,哪怕恰恰出于[现在与古代的差距]这个理由,或至少出于如下理由:只要从事辩护学(polemics)或辨惑学(apologetics),这西方传统就不会象看起来那样铁板一块。可以举的例子很多,只要提一个就够了:伏尔泰代表的伟大传统,就很难与贝拉明(Bellarmine)所代表传统相调和,而两者又同样与纳粹格格不入。[xx]除此之外,我倒希望劳西宁先生未曾说过什么精神标准;这暗示了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虚无主义的;我相信唯物主义是不对的,可我只须想起德谟克里特与霍布斯的名字就知道唯物主义并非在本质上就是虚无主义的。何况德国虚无主义的根源正是某种反唯物主义或某种唯心主义。

当劳西宁强调说纳粹缺乏任何确定的目的时,他就在一个稍微安全些的基础上运思了。于是他把德国虚无主义理解为为了消解的缘故进行的“纯粹消解之不断革命”、理解为“为革命而革命”(248)。他强调了纳粹的“无目的性”;他说,他们除了行动,别无其它纲领;他们用策略取代了学说(75);他将他们的革命称为“无学说的革命”(55);他认为纳粹的“总体拒绝”是针对“任何学说”的(56)。这好象有点夸张了。因为他还在别处说过:“纳粹主义并非一种学说或哲学。可它有一种哲学。”(23)。还有:“反对犹太人的斗争是党的学说的一部分,虽然这个斗争无疑是文化政策的中心要素,而不仅仅出于物质上的考虑。”(22)[xxi]。

看起来纳粹是严肃对待自己的反犹政策的。然而,把一个党派、政府、国家理解为无目的的(甚至不仅仅是无纲领或学说的),这是有重大遗漏的,哪怕党的原初纲领或党的学说中没有一点超出了临时意义或策略意义。因为似乎很难设想任何人会无目的地行动。约翰.迪林格(John Dillinger)或者没有什么纲领,但他无疑有目的。换句话说,劳西宁没有足够仔细地考虑过纲领与目的的差别。如果他把虚无主义定义为无目的的政治运动,那他就是定义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nonentity);如果他把虚无主义定义为无纲领或学说的政治运动,那就可以把所有的机会主义者都叫作虚无主义者了,这未免太苛刻、太离谱了。[xxii]

事实上,劳西宁没有一直否认纳粹具有目的:“单纯消解之不断革命,其方式是,暴力始终保持着专制权力”(XI以下)。这里劳西宁讲的是纳粹的目的:目的是他们的权力。[xxiii]于是,保持自己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他们能让自己的臣民德国人快乐、能满足德国人的需求。这意味着,这么一来,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他们就必须采取通向世界统治的侵略政策。

劳西宁这样纠正他关于纳粹无目的的说法:“现在德国人的目的是不确定的,这仅仅由于它们是无限的”(275)。他们的“目标”是“世界范围内的极权帝国”(58)。他们不仅具有诸目的,这些目的还形成了一个等级秩序以导出一个主要目的:“主要目的,重新安排世界”(229)。按照劳西宁的描述,德国虚无主义是对德国人统治世界的渴望,而德国人自己又被一位德国的elite[精英]所统治;这种渴望成了虚无主义的,因为它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样就毁了对于任何高尚、理智的人而言使生活有价值的东西。不管我们对纳粹的评价有多低,我还是倾向相信,他们并不是把德国的世界统治当作单纯维持权力的手段来意欲的,观照“德国统治世界”这个令人神往的目标,他们会产生所谓无利害之心的愉悦之感。我甚至还要进一步说,观照那些能使民族进行征服的人类品质,纳粹也很可能产生无利害之心的愉悦感。我敢肯定,纳粹认为,在人类的尊严高贵方面,但凡轰炸机驾驶员或潜艇指挥员都绝对高于旅行推销员或者医师或者任何其它相对和平行业的代表人物。因为,一位远比希特勒本人更有理智、更有教养的德国虚无主义者说过:“没有谁的心灵会比在索姆(Somme)或佛兰德斯(Flanders)随处倒下的士兵的心灵更深邃、更觉悟——谁要是对此一无所知,他的心灵是何面目呢?这便是我们需要的标准。”(容格尔《劳动者》201)[xxiv]。在德国虚无主义中,把战士当作一种类型来崇拜,对作为战士的战士的无条件偏爱,这不仅仅是真诚的,它还是一个突出的特征。我们的问题是,德国虚无主义出于什么缘故拒斥文明本身的原则呢?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回答:它拒斥这些原则,乃出于武德、军事德性(military virtues)之故。劳西宁先生谈到“英雄的虚无主义”时,他必定想到了这一点(21)。

战争是一宗毁灭性的事业。如果战争被看成比和平更为高贵,如果战争,而不是和平,被看成那目的(the aim),那一切实践图谋(purpose)的目的不啻就是毁灭。有理由相信毁灭、杀戮、酷刑的事业是纳粹不涉利害的愉悦之源,相信他们从残忍的强者对无助的弱者的征服、盘剥与折磨中获得了真正的乐趣。[xxv]

10. 因此,德国虚无主义为了战争与征服的缘故、为了武德的缘故拒斥文明本身的原则。由此德国虚无主义接近于德国军国主义。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什么是军国主义”的问题。军国主义可以等同于老莫尔德克(the older Moltke)下面的观点:“永久和平只是个梦,甚至还不是个美梦。”[xxvi]认为永久和平是个梦,这还不是军国主义,而只是个平凡不过的常识;这一点无论如何并不与特定的道德旨趣联系在一起。但认为永久和平还不是个美梦,这就等于相信,战争就其自身而言就是令人神往的;这样看待战争,这便暴露了一种残酷的、非人道的性情。认为战争本身就是善好的,这意味着拒斥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间的区别、拒斥抵抗战争与侵略战争之间的区别。最终,这与万民法(a law of nations)的观念是相悖的。

11. 德国虚无主义接近于德国军国主义,然而两者并不是一回事*。至少,军国主义企图把战争的理想与Kultur[文化]协调起来;而虚无主义的前提假设是,文化已经终结。军国主义总是承认,和平的德性与战争的德性具有同等的或几乎同等的价值。军国主义虽然否认在对外政策中要运用温文有礼规则(the rules of decency),但在对内政策与私人生活中,它从未否认过这种规则。它也从未断言科学在本质上就是民族的;它只是说德国人碰巧是劣等民族的导师。与此不同,德国虚无主义则宣称,种种武德,特别是作为承受身体痛苦能力的英勇(北美印地安人的德性),是剩余的唯一德性(参看容格尔在Blaetter und Steine[《叶与石》]中论痛感一文)。剩余的唯一德性,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没落的时代、西方没落的时代,一个与文化分离开来并转而与之对立的文明之时代;或者说,一个与有机共同体分离开来并转而与之对立的机械社会之时代。在这样一种沦落情形之下,能够生长的只有最基本的德性、首要德性、那种人与人类社会借以持寸与变化的德性。或者换一种讲法也行:在一个全然朽坏的时代,唯一可能的诊治是摧毁朽坏的整座大厦—“das System”[系统、体系]–回到未曾朽坏、不可朽坏的源头,回到潜在的*而非现实的文化或文明状况:纯粹潜在的*文明或文化阶段(自然状态阶段)的特有德性只是勇气,没有别的。因此,德国虚无主义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激进形态,这种激进化应当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上代人那里,关于整个现代发展(特别关于当前)的罗曼蒂克判断已经被广泛接受,其广泛程度远过于19世纪的德国*[xxvii]。我把罗曼蒂克判断理解为一种受到这样一种意见引导的判断:在有史以来的某些阶段中,曾经存在着一种绝对优越的人间秩序。

12. 德国军国主义与德国虚无主义之间不管会有多大差别,这两种狂热之间的亲缘关系也是很明显的。德国军国主义是德国虚无主义的父亲。要透彻地理解德国虚无主义,就需要透彻地理解德国军国主义。为什么德国这么容易倾向军国主义?在这里做点高度概括的评论也就够了。

要解释德国军国主义,仅仅参考以下事实是不够的:德国文明比其它文明年轻得多,因此可以觉察到德国比西方民族更接近野蛮。因为斯拉夫民族的文明比德国还要年轻,可斯拉夫民族看起来不象德国那么军国主义。要找到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更聪明的办法是撇开德国文明的史前史*,直接观察德国文明本身。1760年至1830年期间,德国的文学与思想达到了全盛时期;也就是说,是在现代文明的理想几乎打造完毕之后,随着对该理想的修正与反动产生的。现代文明理想的源头在英、法二国而非德国。当然,这理想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如果我没有太离谱,可以这样来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在法国革命中突然迸发的智识发展倾向:降低道德标准与道德要求(这些标准与要求是以前那些有责任心的教师搞出来的),但比以前的这些教师更为关注把人类行为的准则付诸实践、付诸政治实践与法律实践。而贯彻这点的最有效方式是把道德等同于要求个人权利这样一种态度,等同于被启蒙了的自身利益(或者说把诚信还原为最优策略);或者也可以有这样的贯彻方式:用工业和贸易解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两位最有名的哲学家:笛卡儿,他的所谓generosite[慷慨]便无正义、无职责的说法;洛克: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正义)。为了荣耀尚存的德国,德国思想起来反对道德的堕落以及随之而来的真正的哲学精神的沦落。可正是这种对17、18世纪精神的反对奠定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基础(就德国军国主义是个智识现象而言)。17、18世纪把道德善好等同于被启蒙了的自身利益的目标(不管这启蒙方式如何),为了反对这点,德国哲人坚持认为,在道德善好与自身利益之间、在honestum[诚信]与utile[功利]之间存在着差别;他们坚持自我牺牲*与自我否定*[的德性];他们坚持得太过分,以至快忘掉了人的自然目的是幸福;在德国哲学里,幸福、功利以及通识(Verstaendigkeit)差不多成了贬义词。而在一种德性中,高尚与功用、义务与自利之间的差别最是明显,这种德性就是英勇、武德:其它一切德性活动的完成都是有(或者可以有)报偿的;正义、节制、温文、慷慨等等都是有酬劳的;而英勇,也就是战死疆场、为国捐躯,决无报偿:它是自我牺牲之尤者。[xxviii]英勇是唯一毫不含糊的非功利德性。为了捍卫受到威胁的道德(也就是非牟利性的道德),德国哲人不禁过分强调武德的价值,在几个非常重要的例子那里,在费希特、黑格尔与尼采那里,尤其如此。以这种以及其它种种方式,德国哲学开创了一种特别德国化的传统:鄙视通识以及通识所设想的人生目的。

无论德国哲学与西方国家的哲学之间的差别有多深,德国哲学最终还是把自己设想为前现代理想与现代理想的综合。这种综合并未收效:19世纪下半叶,它受到了西方实证主义(启蒙的自然子嗣)的妨害。德国已经从她的哲人那里学会了蔑视西方哲学(Je meprise Locke [我鄙视洛克]);德国现在看到了,它的哲人们搞的那个前现代理想与现代理想的综合并未收效;她没有看到出路,除非完全清除现代文明观念对德国思想的影响,返回前现代的理想。纳粹主义是这一返转的最著名例子,因为它是最下里巴人的例子。其最高水准则是返回哲学的所谓前文献记载时期、返回前苏格拉底哲学。不管在什么水准上返转,前现代理想都不是真实的前现代理想,而是德国观念论所解释*的前现代理想(这种解释是带着针对17、18世纪哲学的争辩意图的),因而是个被歪曲了的理想。[xxix]

对于战后德国来说,所有德国哲人中(其实也是所有哲人中)影响最大的、最该对德国虚无主义的产生负责的,乃是尼采。尼采与德国的纳粹革命的关系一如卢梭与法国革命的关系。这就是说,借着德国革命来解释尼采,这对他是不公正的,但也不是绝对的不公正。如果引用出自《超善恶》的、与我们的主题有关的一两个段落,想必不会错到哪里去:“这些英国人不属哲人之俦。培根代表了对哲学精神本身的攻击。霍布斯、休谟与洛克是一世纪开外的“哲人”概念的沦落。康德起来反对休谟。关于洛克,据说谢林说过Je meprise Locke。而黑格尔、叔本华与歌德不约而同地反对英国人对自然的机械解释(牛顿)。”“那被称为现代观念的,或被称为18世纪观念甚至法国观念的,一言以蔽之,那德国精神怀着深深的厌恶加以反对的理想——它源于英国,这是无庸置疑的。法国人不过是那些观念的模仿者与实行者,是它们最好的士兵,不幸得很,还是它们的第一批受害者、最深的受害者。”(文字脱落。252f)尼采断言,德国传统正是对现代文明的理想、那些源于英国的理想的批判,我相信尼采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他忘了补充说,英国人几乎一向有着不那么德国式的审慎与节制,不会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那种审慎就是这样来设想现代理想,即因势利导,合理地采纳一些古老永恒的理想:适宜、法治、不流于放纵的自由。这种轻易、暧昧、事到临头再随机应变的态度也许有损于英国思想的彻底性;可最终看来它也是英国生活的幸运;英国人从未与传统彻底决裂,而这种决裂在欧洲大陆却影响深远。无论那些特别现代的理想有着什么样的问题,那些创制了这些理想的英国人同时也对古典传统相当熟悉,并且英国人总是储备了相当数量的必要解毒剂。就在英国人创制了现代理想的同时,剑桥和牛津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好地保存了前现代的理想、古典的人文理想。[xxx]

[编者注:紧接着的一句话“无论战争的结局如何,配有一个帝国的是英国人,而不是德国人”给划掉了。它上面有个“+”字符指向了页尾一段手写文字,给划掉的句子应该改写为这段文字。]

目前的盎格鲁–日尔曼之战有着象征意义。英国人在德国虚无主义面前捍卫现代文明,这就是在捍卫文明的永恒原则。谁也无法断言战争的结果究竟会怎样。可明白无疑的是:由于在紧要关头(在这种时候,追问“该由谁来进行军事统治”,这已经成了当今的常例)选择了希特勒做领袖,德国人的正当诉求也就到“成为一个地区性民族”为止了;应当是、应当仍是一个帝国性民族的是英国人,而非德国人:[编者注:手写体文字到此为止,接下来还是打字体]因为只有英国人(而不是德国人)才懂得,才应当*实行帝国统治,regere imperio populos[统理万民之责],这得花相当长的时间学会宽赦被征服者、制服傲慢自大者:parcere subjectis et debellare superbos[御降人以柔,制强梁以威]。[xxxi]

注释:

 

——————————————————————————–

[1] 提要乃本文编者所拟—–译者注。又本文脚注均为译者所加,尾注均为本文编者所加。

[2] 星号原文即有,也许是作者或者编者留下的

[3] 如无特别说明,正文中的方括号是译者为了文气贯通加的

[4] 指18世纪。

[5] 指19世纪。

[6]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7] 注意这个演讲的时间是1941年4月,欧战正酣之时。

[8] 鲜血与大地是纳粹的民族主义口号。

 

——————————————————————————–

[i] 打字稿上是“并且来描述,基于那个界定”;手写的改动显示逗号前后的顺序应当颠倒过来。

[ii] 打字稿中是“我无法把那种愿望称作病态愿望”,“病态愿望”之前的“一个”与随后的“病态愿望”是手写上去的。

[iii] 关于“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之间的区分,参看昂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道德与宗教的双重起源》,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第一、四章,圣母大学出版社,1977年(Notre Dame,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77)

[iv] 在“道德生活”之前的是一个句子,这个句子的开头是几个模糊不清的手写词,接下来就是打字的“据信开放社会的典型代表是好莱坞”,后来这整个一句都给划掉了。

“旗帜与向旗帜效忠”是手写插入的。

“生活”之后的逗号是手写插入的。

[v] “据断言”是手写插入的。

在“认准了”这个词上方,加了手写体的“直面”,也许是备选的。

打字稿上是“直言不讳的一代”,“习惯”是手写加上的,因此把表示“直言不讳”的过去式的“ed”两个字母划掉了。

手写加上了 “比如说”来代替“也就是说”,后者给划掉了。

“把惩罚称为制裁”是手写加上去的。

[vi] 在打字稿中,“就主权国家”之后还包括了“[…],完美到极点的社会,[…],” ,这已经给划掉了。

“提供”替代了“是”,后者给划掉了。

“最佳的现代例子”是手写的,替代了“唯一重要的当代例子”,后者被划掉了。

在打字稿中,“濒危的道德性”之后是这样一句“假如我们之中有个犬儒派人物,他很可能把那种对道德性的爱称为一种不快乐的、或者无回报的爱”,这后来被括出并划掉了。

“确信”、“激情”与“猪的城邦”之后的逗号是手写插入的。

关于格老孔的抗辩,见《国家篇》372c-d;也可参看列奥.施特劳斯《城邦与人》(Chicago:Rand McNally and Co)93—96页

打字稿中“这是相同的激情”之前的是“相同的激情转而,”后来被划掉了。

“较少智识的形式”之后的逗号是手写插入的。

文中“都市的亚人类”与“文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上的引号是手加上去的。

“一个成熟的要求”是手写加上去的,代替了“基本上成熟的”,后者给划掉了。“一个…的事实”外的圆括号是手写加上的。

在打字稿中的“成熟”给划掉了,手写加上了“并非全不成熟的”

打字稿第五页采取了“德国虚无主义”的标题,后面的两个段落大体上重复了上文最初的两段。标题以及那两个段落都给划掉了。可能这是打字第一稿开始的地方。很可能施特劳斯教授后来加上了前面四页: 在被划掉的两段之后,文本接下来的一个段落上标着“4”,这暗示了他想略去原来的开头,从这点继续这个演讲。出于完备的考虑,编者将这两个被划掉的段落附在下面:

德国虚无主义

1.(被划掉)什么是虚无主义?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虚无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德国现象?我且试着——而不是当真回答这些问题,只是把它们搞得确切一点。因为我就要探讨的这个现象过于复杂,而以往的考察又是如此之少,在我可以支配的不长的时间中是无法给予充足描述的。我所能做的只是勾勒轮廓而已。在讨论之前,我预先对发言者表示感谢,他们无疑会帮助我以及那些不那么活跃的听众把这个对我们全体而言都如此重要的现象搞得更清楚。

2.(被划掉)现在听见“德国虚无主义”这个提法,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自然立刻就想到了民族社会主义。但从一开始便要了解,民社主义只是德国虚无主义的形态之一——是它最低级、最乡土、最蒙昧和最不光彩的形态。很可能正是它的粗俗带来了巨大的(虽然这很糟糕)成功。这成功后面会跟着失利乃至最终的彻底失败。但是民社主义的失败未必意味着德国虚无主义的终结。因为那种虚无主义的根基比希特勒的煽动鼓惑、比德国在世界大战里的战败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要深得多。

[vii] “4”是手写插入的。

“情绪”是手写加上的,用来取代“情感”,后者给划掉了。下划线是手加的。

[viii] 打字稿上有“见后”,后面的部分给划掉了。

在“有趣的”上方,手写了“诱人的”,可能是备选的。

“国家的消亡”是手写体插入的。

“精神的”手写加上,代替了“物质的”,后者给划掉了;

“物质的”手写加上,代替了“精神的”,后者被划掉。

“而我们正身处实验之中;我们正努力尝试着在经验中从未有基础的东西。无神者的子子孙孙们,对他们来说怀疑也是可以的,我们正穿越以过高过低的气温威胁着生命的地带。”

恩斯特.容格尔,《劳动者》;《统治与形态》(汉堡:Hanseatische Verlaganstalt,1932)193-194页;著作集:随笔II(斯图加特:Ernst Klett Verlag,1963),第6卷,241页。

在“最迟的”(latest) 一词上方手写上了“last”,可能是备选的。

“清晰的语言”之后的逗号是手加上去的。

“潜能”之前加上了一个定冠词“the”,代替了“its”,后者被划掉了。

“无政府主义的—和平主义的”是手写加上的。

[ix] 第一个“如果”下面的下划线被划掉了。

“换言之”后面的冒号是手写插入的。

“他们承认”是手写插入的。

打字稿中“一切合理的论据”之后还有“[…]关于可能的未来,他们知道一切历史的论据,也就是一切建立在对过去的发展以及当下的状况分析之上的陈诉 […]。”句子的这个部分给划掉了,它经过改动,在下一个句子中出现了。

“一切合理的论据”后的“was” 是手写加上的,取代了“were”,后者被划掉了。

“对于那个现代来说”以及前面的句子,是手写插在打字稿中的。

句子“占星术[…]学院派年轻人”是在这一页的最下面手写插入的,有一个记号表明它应该插在文本的这个地方。

这最后一句手写加在这页的最下面,有个“+”记号表明它应该加在前一句后面。

[x] 手写加上“5”取代“3”。

“体制内”之后的“能够”前面加上了“不”。

“作为”(as)代替了“谁”(who),后者给划掉了。

“关于政治的[…]事实”这个部分是手写加上的,代替了“在选举结果方面。那…”,后者被划掉了。

“儿童表决权”手写加上取代了“儿童投票权”,后者给划掉了。

“并非全然”手写加上,代替了“一些”,后者被划去。

“衰老”后面的“曾经”是手写加上的,代替了“未曾”,后者被划掉了。

“无论多短”是手写加上的。

“我[…]《社会研究》”这长长的一段,手写加在本页的最下面,有一个标记表明它应该插在“兴登堡”后面。

手写的“断言”代替了“显示”,后者被划掉了。

“更加”出于编者的猜测,否则后面的话就难以理解了。

卡尔.迈耶尔,《论民族社会主义的智识起源》,《社会研究》第9期(1942年5月):225-47页

[xi] “施密特”之后那些难以辨认的字是手写加在那行之上的。

“seemed” 代替了“seems”,最后的字母“s”给划掉了。

“consist of pueris decantata ,of”(由老生常谈组成)中后一个“of”是手写的,下面加了下划线,代替了“be”(是),后者被划掉了。

打字稿中“进步”前面的是“诸原则”(principles),“s”已经划掉了。

“由于技术上的完善[…]。或者,如果你们愿意,”是手写加来代替“由于”的,后者已经被划掉了。

“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时才起飞。”(黑格尔,《法哲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13页)

“在佛兰德斯之败之后”是打字插入的。

“他们最美好的时光”(温斯顿.丘吉尔先对下院做了这个演讲,随后广播),见《作战》(Into Battle)(London:Cassell and Company,1943),225-234页

施特劳斯教授指的是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见《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形态学大纲》(慕尼黑:Oskar Beck,1923)卷 I,49页[导论,第13节]。在抵抗汉尼拔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人在坎奈(位于阿普里亚)大败。

[xii] “6”是手写插入的。

手写插入了“历史” ,代替了“世界精神”,后者被划掉了。

“助产士”之后的“who” 是手写的,替代了“which”,后者给划掉了。

“History”(历史)中的“H”已经由手写改为大写。

句子“因为如果理性”用手写加在本页末尾,有一个记号“+”表明它应该插在文本的这个地方。“理性”是手写的,代替了“它”,后者给划掉了。

“人的最高权力”是手写加上的。

歌德,《浮士德》 1851—1855行

{译者附识:施特劳斯所引的是靡非斯特的话}

[xiii] “7”是手写添上的,代替了“5”

在打字稿中,“orderly”之前的“a”已经改成了“an”。

“因为我知道[…]得到原谅”是手写添加在本页末尾的,有一个“+”表明它应该插在文本的这个地方。圆括号是编者加的,为了清楚些。

[xiv] 见 恺撒,《高卢战记》 ,I,30-54

李 维,《罗马史》,XXV,xxxi,5-11

“享乐”前后的逗号都是手写加上的。

[xv] 打字稿上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被划掉,改成了“人与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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