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窝:岛主抄书

回眸二十世纪,我们聆听大师——陈寅恪

日期:2007-04-21 作者:柳青 来源:文汇报

陈寅恪  弥留之际,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e)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e),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
    
    自复旦公学毕业后,陈寅恪从德国到瑞士、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辗转游学13年。离开故国时,他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游历西方的岁月里,陈寅恪意识到“中学”必要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邀出考题,题目很简单,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就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上联仅有三个字:孙行者,他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女儿回忆,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后来他未及等到这些藏书,又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陈寅恪做学问是在书上随读随记,眉批上写满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
    
    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让邓广铭住他楼下,说陈先生若有事跺下地板,你就马上跑去。每次邓广铭跑上楼看,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流亡途中的工作条件惊人恶劣,在挡不住风雨的茅草房里,陈寅恪就着箱子,汗流浃背地坐在小凳上写文章。为了给他补充点营养,家里养了一只母羊,他在下课后带着女儿放羊,父女闲聊着走过山间小路,那是他难得的愉悦时刻。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证稿》完成了。就在这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远在美国的胡适把西方医生的最后诊断结果写信告知陈寅恪。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写此信,很觉悲哀。”他想起了30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名剧,《灭了的光》。
    
    57岁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没有人可以了解,失明对于陈寅恪是一种怎样的毁灭,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漏内心的痛楚。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过去陈寅恪上课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盲后,永远睁大着眼睛讲课,目光如炬。
    
    1953年,病中的陈寅恪收到了学生蒋天枢寄来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听后大受震动。尚未病愈的他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开始探索明清历史和文化。
    
    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他拒绝了。《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起首便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这篇广为流传的碑文里,陈寅恪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他提出“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在那个年代是惊世骇俗的。其实他坚持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论再生缘》完成了,但无法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他在文末题诗: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这是他心境和志趣的隐喻。
    
    1958年,陈寅恪已成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不再教课。他说:“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他有一部中古史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辞拒绝,为此,这本书没能在当时出版。
    
    1961年8月,阔别12年的挚友吴宓来访。午夜时才到达陈宅的吴宓看到,陈寅恪仍端坐着等待他,他在日记里描述:“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眉目成八字形……”陈寅恪把《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
    
    书写得很艰难。为了这部85万言的百科全书,陈寅恪用去整整10年。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他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以及自己身世的感怀。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极其丰富的史料与穿插其间的陈寅恪的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他一生的学养和志趣。也许,晚年的陈寅恪是以这种智力较量来安慰他那寂寞的心境。
    
    《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陈寅恪75岁。五年后,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陈寅恪没有留下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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