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窝:岛主抄书

清季绅士权威

一、题解:什么是绅士

绅,《说文》谓:“大带也。”[1]即,绅原来是指一种腰带,借指有资格佩戴这种腰带的人:饱学之人或官吏。

士,《说文》谓:“事也。数始于,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凡士之属皆从士。”[2]而《说文》给事字的解释是:“职也。”[3]即,士原先是一种职位。但更多地,士指的是读书人。晚近,士还有一个同义词:,其“字面意思是一种袍子的领子”[4]字在《说文》中未有收入,可见此字晚出。

从而,绅士或绅衿,合指有学问的人。“‘绅士’或‘绅衿’名词在明清时期广泛使用,预示着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功名持有者(‘士’或‘衿’)集团的出现。”[5]绅士和地主虽然有所重合,但二者决不相同,关键的区别在于有无功名。的确,有钱财而无功名,或有功名而穷困潦倒的,大有人在。但通常,有钱财者更易获得功名,而有功名者更易获得钱财,这也是事实。

绅士阶级内部仍然可以细分。

首先在于绅和士的区别。简单说来,二者的区别在于有无官位,有官位者为绅,无官位者为士。这也印证了士为四民之首的说法,即士是民不是官,但离官已不远。应该注意的是,清朝制度,地方官上任应规避其家乡及附近地区,这样,一地的地方官总是外乡人,他在任地并不能算当地的绅士;然而,在其家乡,他仍然保有绅士的地位,无论他是否在场。瞿同祖将二者分别称为官绅和学绅。[6]而张仲礼则将绅士阶级分为上层绅士和下层绅士,[7]对此,瞿同祖提出异议。[8]

其次,绅士身份可以由多种方式获得。首要的区别是文科和武科,这是两条平行的途径,文科地位略高于武科。除去文武之别,还有考、捐、恩、荫的区别。考即通过层层考试,百里挑一,逐级上升。捐即用金钱购买。恩即皇帝恩赐,人数极少。荫是一种世袭,只有父祖出任高官或为国受难,才能获得这种世袭权,人数同样极少。由此可见,考和捐是获得绅士身份最主要的方式。[9]二者之间有所交叉,即,可以先捐低级功名或官职,再考高级功名,反之亦然。综合以上两种区分方式,可以将绅士身份的获得分为正途和异途,其中考为正途,捐为异途,正途高于异途。[10]

由此,本文所讨论的绅士,是绅士中的主体:经过寒窗苦读、层层科举,从而获得功名,或由功名而获得官位的汉人书生学者,但并不排除通过捐而缩短上升年限者。[11]此外,还有一部分读书人,尚未取得功名,但已踏上科举的征程(“俊秀”),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准绅士。

二、来自官方的权威

正因为绅士阶级内部有这么多区分,因此,他们的地位、职责与特权也有所不同。

首先是礼仪上的特权。与平民大众刻意和官员保持距离不同,绅士和官员有同等地位,或低级学绅略低于官员,而一些高级绅士地位甚至在地方官员之上。这在他们的称呼上也有所反映。绅士根据其所身处的不同等级,可以穿戴该等级特有的服饰,包括式样、颜色、材质、饰物,都有严格规定,半点不得逾越,否则严惩不贷。在仪式上,绅士也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权,有些仪式只有绅士才有资格参加,而有些仪式必须由绅士担任主持。而绅士赴考、中举,也有特别的仪式以显其荣耀。此外,法律还保障绅士免于受辱。法律规定,不能对绅士上刑,如果其所犯之罪特别严重必须上刑,必先革去其绅士身份,以显示受刑者并非绅士。而平民大众如果冒犯绅士,所受的惩罚要比冒犯平民大众重得多。

其次是经济上的特权。绅士可以免除徭役,理由是,“他们地位崇高,又风流儒雅,并攻举业,这都不许可他们从事体力劳动。培养他们以具有领袖资格的教诲也要求他们不做体力劳动。”[12]至于赋税,虽不能免,但能减,无论这种减税来自官方制度,还是绅士利用他们的势力所获得。有时,这种减税免役得特权仅限于绅士本人,但有时则可以扩大至其家族。而且,绅士还可以拖欠赋税。此外,对于部分学绅,他们还能按时领到政府颁发的补贴,而贫困学绅也往往能得到地方官的救济。

正是这些特权,使绅士阶级与平民大众区分开来。这样的区分是官方所给予、首肯的优待,这些都是来自官方的权威。正是:“一得为此,则免于编之役,不受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捶之辱。”[13]

三、来自民间的权威

权威不同于权力。仅仅是官方的优待,并不足以解释绅士在平民大众心中的地位。除了来自官方,绅士的权威更主要地来自民间。

1.      政治

自秦创立中央集权以降,皇帝一人集天下大权于一身。如果说之前的那些朝代还有相权作为皇权的制约,那么,到了有清一代,随着相权在与皇权的斗争中逐步落败,皇帝已近专制独裁。整个帝国,只有皇帝一人是不受限制的。理论上,这时的皇帝可以任意迫害任何人。

然而,皇帝不是,也不可能是万能的,他必须有人辅佐,这就是庞大的官僚体系。他们仅仅作为皇帝的仆人而存在,并不掌有权力。但是,官员,尤其是京中要员,可以对皇帝产生影响。这样,他们可以藉此“保护他们自身,为他们的亲属开后门,并且能够利用他们的位置作为屏障来反对皇帝的怪念头。”[14]

自隋兴科举以来,官员主要是读书人。清季,官场同样由绅士所把握。如前述,当一个书生获得功名之后,就跻身绅士之列;而高级功名的获得者,则可以获得官位,根据其科举成绩,或者任京官,或者任地方官。因此,在重视宗族的中国社会,常常整个家族合力供一人念书,使其成为绅士,从而保一家平安。

如果说对于帝王,绅士只能软化其权力,还要冒着一不小心满门抄斩的风险,那么,对于地方官,绅士则有更大的作用力。如上文,只有绅士才能够以对等的身份接近地方官,甚至使地方官听命于他。

直至清代,中国的政府权力仅到县一级,县一下全由自治。对于平民大众来说,县官是皇权的代表,是遥不可及的,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接近县官。那么,县官该如何进行统治管理呢?有三类人,提供了县官和平民大众之间的沟通渠道。

第一,皂隶。作为官奴,他们没有平民大众所享有的权利,其作用是为县官卖力跑腿。

第二,乡约。他们是地方推选出来的代表,由地方成员轮流担任,负责为地方官和地方自治组织(“公家”)传递信息。

第三,公家。公家不是人,而是地方自治组织。作为负责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威机构,公家是地方官的命令所传达到的终点。担任公家首领的,通常是绅士。当乡约把县官的命令带到公家,公家首领会和其他绅士共同讨论这道命令。如果他们认为命令不可接受,则会将其退回,随后,众绅士将和县官共同讨论这道命令,其间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谈判不成,众绅士会利用各种关系(“面子”),将问题层层向上反映,直到迫使县官就范,从而保护了乡里。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绅士之间的关系网络。瞿同祖指出:“尽管士绅代表了地方社群的非正式权力,但他们与各个层级的正式权力都有联系,也正式这种联系使他们享有影响地方官吏的权力。他们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地方势力。”[15]与绅士身份一样,他们和正式权力的关系,同样来自科举。主考官一旦决定某考生通过该场考试,就自动与该考生建立师生关系(“座师/房师”与“门生”);同一年通过某场考试的学生(“同年”)之间,也应建立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是终生的,并且是一种义务。正是由于这样的义务,使绅士保护家族与乡里成为可能。

2. 经济

上文有言,绅士在经济上拥有种种特权。利用这种特权,绅士可以保护其家族,有时还能保护平民大众。[16]对于家族的保护无庸赘言,这里仅讨论对平民大众的保护。

如上所述,绅士在赋税徭役上拥有减免的特权。总体上,绅士的经济状况优于平民大众,而税负却比平民大众轻得多,这在习惯于累进税制的当代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然而,正是这种不可理喻的税制,使绅士保护平民大众成为可能。

在中国,苛捐杂税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在法定税率之上,通常还有各种名目的附加捐。对于这些附加捐,绅士凭借其学养和势力,往往拒付,或仅象征性地付一点;而平民大众则没有这种能力。于是,地方官只能增加附加捐的征收量,以作弥补。然而,最终使平民大众不重负的,正是这些附加捐,而不是法定赋税。

另一方面,绅士的税率往往低于平民百姓。这样,买卖市场就形成了。为了躲避这种附加捐,一些自耕农选择将土地划归绅士名下,这样,他们只要向绅士支付与法定赋税等量的地租即可。而绅士也可以利用两种税率之间的剪刀差渔利。

但是,这样一种保护模式,损害了其他农民。赋税是各地方按当地田亩数,或人丁数,或二者的结合摊派的,自耕农数量的减少,意味着当地其他自耕农税负的增加,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是土地兼并日益剧烈。

3. 文化

除了政治上的影响和经济上的作用,绅士阶级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他们有知识有文化。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是其权威最重要的来源。

什么是知识?知,《说文》谓:“词也。”[17]可见,知识与言辞有关。在孔子那里,知识表示懂事明理,更是一种德行。[18]亚里士多德将德行区分为理智德行(intellectual virtue)和道德德行(moral virtue),[19]类似地,费孝通则区分了自然知识和伦理知识,[20]而孔子意义上的知更接近于道德德行或伦理知识。[21]孔子甚至认为,只要掌握知识,就可以得到普遍的尊敬,而免于通过体力劳动谋生。孟子更是近一步明确指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22]

何以如此?这和伦理知识的性质有关。自然知识所关注的,是如何利用自然,来创造人类所需要的物质。这是一种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即注重的是目的本身,而达到目的的方法不过是服务于目的的手段而已,是一种纯理性的计算。自然知识并不涉及价值判断,因而有客观标准。但价值判断是不可或缺的,这一任务则由伦理知识来完成。伦理知识是一种韦伯意义上的价值理性(Wertrational),其目的在于价值的实现,而这一价值是至高无上的,至于追求这一价值所达致的后果则不予理会。由于价值是多元的,各种价值之间必然会有冲突,这就需要一个权威来加以衡定,从而确定这独至上的价值。既然伦理知识是关于道德伦理规范的知识,那么伦理知识的拥有者自然就是价值权威的最佳人选。绅士阶级就是伦理知识的拥有者。

这还和中国的社会状况有关。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缓慢,是一个“静态的社会”[23]。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过去所积累的经验长期有效,形成风俗、习惯、传统。因其有效,人们乐得遵守这些风俗、习惯、传统。上古,风俗、习惯、传统靠口耳相传,人人熟知。然而随着社会的复杂化,风俗、习惯、传统的量逐渐突破人的记忆极限,文字出现了。然而,学习文字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必须有足够的劳动闲暇予以保证,这是普通劳动者所无法承受的,只有少数人如此幸运,其家财足以供他“闲暇地”学习文字而不必面临生存危机。而且,由于崇古,书面文字并没有随着口语的演变而演变,最终二者分道扬镳,成了两套迥异的语言体系。这使得普通劳动者无从掌握风俗、习惯、传统,只能依赖于读书人。

四、保护型经纪与赢利型经纪

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杜赞奇区分了保护型经纪和赢利型经纪。[24]这里借用这对概念,简要探讨绅士的负面影响,作为全文的结束。[25]

确实,绅士在政府和平民大众之间,是一股中间势力,形成了一道缓冲地带,从而避免了剧烈冲突。[26]这种缓冲作用,使绅士获得了政府的重视、平民大众的尊敬。在这里,他们是以保护型经纪的面貌出现的。然而,他们还有赢利型经纪(或掠夺型经纪)另一面。

上文提到的绅士包揽钱粮,其根本目的是从中渔利。这时,绅士以赢利为目的,但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但更多情况下,绅士及其亲属的赢利行为没有任何保护作用,反而为害乡里。例如,他们常常偷税漏税、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或欺压良民,或干预司法公正,或独占新的土地和公共设施,或聚众威胁官员,等等恶性数之不尽。对此,即使是一些正直的绅士,也往往冷眼旁观,并不加以制止。

对于绅士的这些赢利行为,无论是政府还是平民百姓,都恨之入骨。这在绅士的美丽光环上投下一道抹不去的阴影。

参考文献: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汉]许慎:《说文解字》。

Aristotle: Ethica Nicomachea.

《孟子》。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说文解字》卷一三上。

[2]《说文解字》卷一上。

[3]《说文解字》卷三下。

[4]弗兰茨·迈克尔:〈导言〉,7页注2,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5]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284页。

[6]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291页。

[7]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4-6页。

[8]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291页注26。

[9]由于恩和荫人数实在太少,本文忽略不计,不予考虑。

[10]值得注意的是,武科还有另一种异途:兵卒因军功,不经科举而直接升为武将,由此而获得绅士身份。这种方式的人数也极少,同样是一种特例。

[11]清为满洲皇朝,中央高官中满人占了一半。但是,正如弗兰茨·迈克尔所言,“他们主要居住在京城和远近各处战略要冲的军事驻防地。总的来说,他们并不对汉人社会生活施加影响。他们并不在汉族社会中生活,因而也不是绅士,即便他们中有些人也有学衔、功名、官阶或官衔。”(弗兰茨·迈克尔:〈导言〉,9页,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2]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34页。

[13]顾炎武:《亭林文集》卷,转引自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39页。

[14]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8页。

[15]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299页。

[16]正如下文将要揭示的,绅士对平民大众并非为保护而保护,而是另有目的,不过在客观上,他们确实使平民大众少受侵害。

[17]《说文解字》卷五下。

[18]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4-35页。

[19] Aristotle: Ethica Nicomachea, 1103a.

[20]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5-37页。

[21]虽然道德德行和伦理知识相似,但绝不能将理智德行和自然知识相类比,这点尤须注意。具体可参阅Aristotle: Ethica Nicomachea, Book VI.

[22]《孟子·滕文公上》。

[23]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9页。

[24]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8页。

[25]然而,本文对这对概念的用法与杜赞奇不甚相同。本文的关注点在于保护和赢利之间的区分。

[26]这一模型近来已受质疑,但还未成体系。详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4页。

本文为许纪霖教授“知识分子研究”硕士生课程发言稿。初稿,谢绝转载

This entry was published on 2007/10/17 at 08:00. It’s filed under 岛主瞎讲, 报告 and tagged , , . Bookmark the permalink. Follow any comments here with the RSS feed for this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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