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窝:岛主抄书

楊渡:台灣禁書的故事

買下第一本禁書

「如果你好好在圖書館走一走,幸運的話,你就會發現他借過的書。借書上單寫著『李敖』兩個字,這時候,你不要懷疑,趕快借出來,不要管它是什麼書,先借了再說,因為,你可以在他借過的書下面,簽上你的名字。想想看,你的簽名在李敖的後面,多有學問!你可以對別人說,你和他看同一本書啦!像我,就已經簽過好幾本了。」

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十六歲。進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學期,一個愛吹噓的地理老師就用一種非常神秘的口吻,在課堂上這樣講著。許多同學互相打聽李敖是誰,許多人在追問李敖到哪裡去了?

後來我們才知道,傳說中的李敖,在就讀台中一中的時候,就翻遍了圖書館的藏書,後來去讀了台大歷史系,一個被一中師長譽為「最有才華的人」,因為「思想有問題」,寫了一些批判當政的文字,被關進監獄。他的媽媽還在台中一中任職,好像在教務處或者什麼地方。

神秘的李敖,成為我們的偶像。許多人走遍圖書館,尋找他看過的書。

然而我們很快就聽說在第二市場附近的一家書店,可以找到他的盜印書:《沒有窗,哪有窗外》、《傳統下的獨白》。

這書店我們平時就在這裡買參考書,所以還算熟。但要去問禁書,我還是非常擔心,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因為看禁書,思想有問題,被抓起來。去買書的那一天,我站在書店裡東看看,西翻翻,徘徊了一個多小時,等到老板旁邊的人少了,才趨上前低聲問:「老板,有,有沒有《傳統下的獨白》?」

書店的老板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外省人口音,面容白白淨淨,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坐在高高的櫃台後面,用一種陌生的眼睛打量著我。一個穿卡其色高中制服的男生,沒有買參考書,居然要買李敖,似乎有點奇怪。他停了片刻,面無表情的說:「是你要看的嗎?」

「嗯。」我點點頭,裝得像一個好學生。心裡只覺得非常害怕,像在被盤問。

「你知道這是禁書嗎?」他的口吻轉為溫和一點,雖然不像在盤查,但語氣冷淡。

「我知道。」我老實說。

「那,還有另外一本,你要不要?」他依然面無表情。

我心底跳了一下,算算口袋裡的錢,就說:「好。」

他沒有回話,起身走到書店後面的倉庫裡,拿了兩本書,用白報紙包起來,再用橡皮筋套上,面無表情,但先觀望了四週,才塞給我,眼神透過厚厚的鏡片盯著我看,低聲說:「兩百元。」相較於當時的書,這價格簡直貴了一倍。但我連想都沒想,立即從口袋裡掏出錢,迅速付了。像生怕被發覺似的,立即收到書包裡,藏到最厚的一堆參考書後面,書包上還寫著「台中一中」的字樣。走出書店,我才發覺自己心跳得非常厲害。

即使坐在公車上,我還不敢打開。回到家裡,背著父母,我才悄悄的打開。粗糙的紙面黃色封皮,黑色的一行書名,沒有寫作者,內文一樣是簡陋的紙張和印刷,有些字體的油墨,還會印在手上。但我卻用加速的心跳,一個晚上看完了一本。

這是我第一次買禁書。第一次看禁書的感覺,和第一次跟女生幽會沒有兩樣。心跳加速,向禁忌的地方,不斷摸索前行。

買禁書變成我們的樂趣。只要有人說:那是一本禁書,立即大家搶購,怕買晚了,書就絕版。陳映真的《將軍族》,就是這樣買來的。

暗娼街的羅曼.羅蘭

台中一中附近還有一個可以買到禁書的舊書攤,位在靠近福音街的路邊。老板也是一個退伍老兵。那年代,似乎有特別多的退伍老兵,散落在校園附近的角落裡。不是賣豆漿燒餅,就是綠豆稀飯,要不就開一個舊書店。他們可能原來是讀書人,只因戰亂,跟了國民黨的軍隊來到台灣。退伍下來,不知怎麼謀生,就在街道邊上開起舊書攤。

福音街是台中著名的暗娼街,街上有放十六釐米黃色小電影的,也是招攬客人的三七仔,當然,那些暗娼會在黃昏的時候,坐在賣陽春麵的攤子前,蹺起雪白雪白的大腿,點兩三道小菜,呼呼的吸著麵條,一雙化了濃厚脂粉的眼睛,無神也無懼的望著街道的過往行人。

我站在那舊書攤前找書,卻往往被那些暗娼的身影所惑,忍不住瞇了眼睛偷偷去瞧。舊書店的老板似乎也了解這個現象,賣的多是黃色小說,或者花花公子舊雜誌。那時的黃色小說印刷非常粗糙,與李敖的書沒什麼兩樣。內容多是嗯嗯啊啊,佔了兩三頁,看一本就夠了。我在國中三年級的時候己看過,興趣不大。反而柏楊的書,在這裡有賣。此外還有鄧克保(即柏楊)的《異域》,郭良蕙的《心鎖》,李宗吾的《厚黑學》,D.H.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以及據說是全本的《金瓶梅》。有趣的是,這老板不知道怎麼進的書,竟有許多舊俄文學作品,從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到托爾斯泰、契訶夫。有一次,我竟在角落裡,找到羅曼.羅蘭著的兩冊精裝本《約翰克利斯朵夫》以及《巨人三傳》。

這些翻譯書都沒寫翻譯者,但《約翰克利斯朵夫》與《巨人三傳》譯筆之優美,仍舊令人愛不釋手。後來我才知道,在那禁忌的年代,無論是作者還是譯者,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後留在大陸,沒隨國民政府一起撤退,他們的書一律查禁。而羅曼.羅蘭的譯者傅雷,正是那年代最好的譯筆。

那舊書攤老板特別有趣,黃色書應是營生之用,賣得特別貴,而這些世界文學經典反而非常便宜。我有時候不免好奇,他到底懂不懂文學,為什麼會進這些書?為什麼這麼便宜的賣?但我不敢問。因為每一次我拿書去問他,他總是一副你要就拿去看的酷模樣。

而在那禁忌年代裡,不僅是傅雷,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達史》,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都一樣,不管是哪一家出版,都不敢寫上作者的名字,要不就是改名。例如鄭振鐸改為鄭西締,而巴金所翻譯的克魯泡特金的作品,如《麵包與自由》、《我底自傳》,翻譯者都寫「巴克」。只因巴金是因崇拜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與克魯泡特金而取筆名為巴金,既然有禁忌,變成了「巴克」。

被查禁的金庸

舊書攤尋禁書還不滿足,我們就進了台中省立圖書館。不知道為什麼,那裡還保留許多已經查禁的書。而早期的《文學季刊》、《現代文學》、《文星》、《自由中國》等,也可以找到,只是某一些期刊可能已被查禁,就找不到了。

多年後在葉榮鍾的雜文裡才讀到,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他曾在圖書館工作,工作的內容就是把圖書館裡關於三、四十年代未來台作家的作品、出版物、雜誌等等,以及日據時期有社會主義、社會運動、左傾色彩的書,全部找出來銷毀。他一本一本的查,一本一本的向那些平裝精裝的、飽含了思想和文學內涵的書告別。一個讀書人啊,還有什麼比這個工作更痛苦的呢?

然而台中省立圖書館終究保留了某一種開明的風氣。因為像李敖、柏楊的書,並非每一本都查禁。他們人已入獄,一般的圖書館都全面禁了。唯有台中省立圖書館,只拿下禁了的書,其它還保留著。比起我後來在其它圖書館所見的模樣,簡直好太多了。

台中省立圖書館對面是一排老眷村,搭著違建的矮小平房。聚集的老兵賣一些饅頭、大魯麵、小米稀飯之類的,中間有一家武俠小說出租店,老板五十開外,東北大漢,個性有一種大兵的直爽。有一日,我聽說金庸的小說亦是禁書,平日從來不看武俠的自己,也忍不住去租。一看非同小可,竟連續租了好幾部,看了一個月。當時的武俠小說是用報紙的紙張印刷,分成小本小本裝訂。一套《神鵰》,竟有二十多本。礙於押金太高,我得分兩次租,才能看完。但武俠看到一半,如同幽會中斷,心癢難當,如何停止?於是往往半夜熬到天明,一早就去續租。

因為查禁,金庸的許多武俠小說都是用了別名。《射鵰英雄傳》改名為《大漠英雄傳》,最有有趣的是《鹿鼎記》被改名為《小白龍》,韋小寶被改名「小白龍任大同」,作者還寫了司馬翎。

角落里的马克思

禁书也是一种知识的垄断。已经查禁,你硬是找不到。拥有者如同拥有武林秘笈“九阴真经”,他引以为傲,自己在家苦练,出来眩耀武技,三不五时引用两句。你却看不到,心痒难耐,痛苦难当。恨不能去他家偷出来看看。而愈是不传,愈是让人好奇。
上台北读书后,某一天,大家在讨论近代史。那时近现代史都是禁忌,中共党史不知道,连国民政府自己的历史也是改写的居多,真实的少。愈禁愈好奇,大家一起研究。但历史是要比资料的,没资料,就没有学问。
有一天,一个朋友忽然用眩耀的语气说:事实上,中共不是这样的,某某书曾这样写过……。大家听到书名,心头一惊,暗呼:那书我为什么没见过?
果然是一本禁书。于是赶紧的追问:那书可否借阅?拥有者答曰:“不行,那是人家借我看的。”
又问:“那是谁的?可否我自己去借?”
答曰:“这太敏感,不方便说。”
唉!算了,人家拥有《九阴真经》武林秘笈,你硬是没办法。
后来才知道,牯岭街可以寻找到一些被卖出来的禁书;那些书大多老旧,可能因为某个人过世了,被后代不知情的人给卖出来了。有些书,则是要透过特别管道,有些特权,例如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才能找到的。
重庆南路也是另一个管道。有一家书店位在地下室,表面卖学术书,但在柜台后面另有一个书柜子,藏着一些国外进口的新左派书籍。马库塞、鲁卡其、托洛斯基等人的著作,就是在那里找到的。
所幸,科技进步迅速,影印机的时代来临了。朋友间不断互相借阅,影印,竟成为知识传播最快的方法,谁都禁止不了。
有一次,我在辅大图书馆逛呀逛的,实在没什么书可借,忽然在一处极低的角落里,看到“CAPITAL”的大字。三大册的精装本,书非常老旧,彷佛被摆在角落里一百年了。我心想,不会是他吧?拿出来一看,竟真的是马克思的三大卷资本论。心中狂喜,实在无法言喻。但又担心,这书,是不是情治单位留下的陷阱?我这是不是自投罗网?然而反覆观看了很久,我还是无法放下。再看这书确实无人借阅,而且看起来像是有人把自己的藏书,全部送给了图书馆,图书馆不小心,或者不知敏感,才放进来的。当下,就借了出来。然而我还是非常担心图书馆会因为我借阅,而发觉了这本书。为此我决定立即拿去影印。
为了怕在学校附近影印会被发觉,我还特地坐了两小时的公共汽车,跑去台大附近,东逛西找,才找到巷子里一家不起眼的店,看店的小姐还年轻,似乎不是读书人,我希望她不会注意到这一本书是马克思的著作,最好她根本不知道马克思。
当时还没有双面影印,资本论第一卷印起来,竟成了五册,有如连载武侠小说。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当它是“九阴真经”,回家好好练功。于是一字一字的查字典,逐句逐句的努力啃。然而,无论英文单字怎么查,文字似乎可以通了,但内容还是不了解。第一卷的第一册就卡住了。这《资本论》果然是“九阴真经”,没有一点内力和武学根基,真的行不通。

开始印禁书

在那禁忌的年代,马克思、列宁等名字是禁忌,连许多姓马的都遭殃。传说陈映真被逮捕的时候,侦讯人员就问他: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吐温的书?
啊?被问者茫然了。
“那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么?都是马克什么的。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倾。还不赶快招认?”
此外,还有人从国外带回来马克思•韦伯的书,在机场也被查扣了。原因是:他怎么也叫马克思?
机场当然是一个进口书的管道。英文书还好,有些新左派的书,负责把关的人不求知,当然不知道。于是陆续有些新书带进来。但中文书,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就很难带了。于是我们有朋友想了不少怪招,让香港的侨生带回来。例如,把原书的封面给撕下来,再买一本琼瑶的书盖上去当封面。机场不查内容,就这样朦混过关。那时,曹禺的剧本、艾青的诗集、沈从文的自传,都是这样“表里不一”给带进来的。
因为是禁忌,得来特别困难,我们也读得特别起劲,有如在练功。彷佛拥有秘笈,再加上苦练,终有一天要练就一身绝技。
看禁书与玩禁忌的爱情一样,是会上瘾的。你越是要查禁,我越是要看。而且越禁越要偷偷摸摸,越偷偷摸摸,越是有趣。
现在回想,才知道影响自己最多的,可能不是那些学校规定的书,也不是正经八百的书,而是禁书。没办法,禁忌之爱,永远有救命的吸引力。
由于大学生爱看禁书,买的人多起来,于是就有人开始偷偷翻印禁书。最初是台大附近传出有人翻印外文书,后来政大那边也传出三○年代的文学选集,如鲁迅小说选、冰心、丁玲等作品。那年代的学生较贫穷,在学校卖书可以赚一点外快,许多学生本来是帮正常出版社卖一些上课参考书,后来就乾脆卖起了禁书,而利润似乎更大。
朋友之中有脑筋灵光的,动起了翻印好书,兼赚外快的想法。最初是找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全国出版社”,老板是一个面貌忠厚的人,知识上不是太灵光,但人很好相处。至于出什么书,大家一片热血、热烈讨论后,决定以思想经典为主,第一批翻印的是大陆时期出版的书,张佛泉的“自由与人权”,以及卡西勒的“国家论”,还有一本是新书,林毓生的英文著作“儒学的危机”。
我只记得大家拿到新书的刹那,兴奋莫名,有一种干“地下革命”的快感。后来似乎是老板对我们要出的某些书有意见,大家失望之余,就少见面了。至于书卖得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朋友中还有比较大胆的,就动起了自己印书的念头。反正印三、四十年代的书,不必版权,而且似乎政大那边印了也没事,何不自己来。至于出版社也不必管了,随便挂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之类的,书就自己在校园发行,各校的学生朋友互相帮忙卖一卖就是了。
那时,路寒袖首先印了钱锺书的“谈艺录”,后来又印鲁迅小说选,为了怕敏感,改名为“树人小说选”。此外,李疾有一阵子据说在学校赌博,输了许多钱,他想赚一点钱还赌债,就去找诗人施善继借了“新诗三十年”。那书本是香港出版的,道林纸张印刷,精美无比。李疾拿去直接制版印刷,换个封面,以平装本出现,倒也有模有样。但他本不是善于经营的人,对朋友又慷慨,朋友大家都收到了书,但钱似乎没收回来。他赔了不少。蒋勋知道以后,还非常义气的拿了一笔钱给他。我们都笑说:“蒋勋用是助印善书的心情,来助印哩!”

自己寫禁書

禁書看多了,犯禁成為本能,自己也開始參與禁書的寫作了。

一九八一年,大學畢業不久,剛上研究所一年級,一個朋友參與了當時一本剛剛出刊就被查禁的「進步」雜誌。隨後,林正杰、謝長廷、陳水扁、藍妙齡四人首度以「黨外新生代」為標誌,參與了台北市議員選舉。我們都參與了助選。

助選中,我認識了陳庭茂。當時旅美學人陳文成因曾資助過美麗島雜誌,回台灣被警總約談,後來竟陳屍台大校園的事件,轟動一時。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也出來助選,控訴他兒子死於謀殺。選舉結束後,《深耕》雜誌準備出一本陳文成記念集,總編輯林世昱找我寫陳文成的弟弟對哥哥被約談前的回憶。訪談過程相當長,我詳細的記錄了當時陳文成並無警總所謂的自殺傾向,而是充滿希望,而且警總在約談前,已經跟監很久了。顯然這是一次有預謀的行動,只是在約談過程中,很可能陳文成不合作,被警總刑求致死。我寫了約八千字左右的稿子。文章當然署名他弟弟的名字。

交稿那一天,林世昱看了許久,抽著菸,摸著額頭,彷彿頭痛無比,良久,才笑著說:「稿子是寫得很好。真的很好看。只是,嘿嘿,我得找他們一起看一看,要不要為這篇稿子,和警總打一架。」

「他們」指的是許榮淑、尤清、林正杰等民意代表。開會那一天,林世昱把稿子影印多份,發給他們當場看,以避免外流,並要當場決定要不要刪節,以避開敏感的情節。我坐在編輯部外面,有如等候審判。

會議結束,林世昱出來了,他用一種男子漢的口氣說:「好啦!大家決定為了你這一篇去打一架了。」

為什麼說「打一架」?因為當時的警總並無查扣未出刊書本的權利。依照出版法,得等到雜誌、書籍印刷裝訂好了,才算正式出版,如此才有查禁的權利。於是雜誌、書籍出刊時,他們往往守在印刷廠的門口,書根本還未出廠發行,就被查扣了。為了取回書,雜誌的工作人員就得守候在印刷廠,萬一他們出現,就兩邊衝突起來,一起來搶書。甚至連製好的版,都一起被查扣帶走。而搶回來的少數幾本書,就變成海內外的孤本。印刷廠門口因此變成打一架的地方。問題是:誰去打比較可以讓警總客氣一點,不敢太囂張。

陳文成記念文集出來的時候,許榮淑、尤清、林正杰等人全部跑到印刷廠門口,嚴陣以待,準備和警總搶書,並且通知了報社記者。但或許是因為陳水成的事件太敏感,引起美國的注意,又或者大家的動作太大,準備衝突的行動太明顯,警總沒來,架沒有打成,但書還是查禁了。

當時許多黨外雜誌常被查禁,就演變出新的對應辦法。總之,警總的人要的無非是向上級交差,所以明的是在某一個印刷廠印刷,警總也照例大張旗鼓的去查扣。但私底下還有其它印刷廠正秘密的印著。最後,雜誌即使被查禁,但市面上還是可以看到。像重慶南路、台大、政大、中南部等都有據點。賣禁書的書攤有一個習慣,記住常常來買禁書的熟面孔,只要是熟人,都會拿出禁書,說:「今天有一本新來的,要不要?」然後從一大疊雜誌下面,抽出一本,偷偷秀給你看。如果你要,就立即迅速包起來。你根本還來不及看內容,就買了。

由於市場需求太大,黨外雜誌銷路大好。即使警總在印刷廠查扣了一批書,還是大有利潤。黨外雜誌與各種禁書應運而生。

從翻譯的《宋家王朝》,到彭明敏的回憶錄《自由的滋味》,從郭廷以《中國現代思想史》,到三、四十年代的文學書,甚至連簡明本的《資本論》都換一個名字如《政治經濟學》出現。台大新生南路上還有專門賣三、四十年代,或大陸翻印書的地點。那時候還未有版權問題,翻印一本算一本。影響當時一代人的思想之深遠,實難以估計。
而它所突破的思想禁忌,以及對戒嚴體制的衝擊破壞,更是遠在黨外運動之上。應該說,它是為黨外運動作了思想上的準備。然而,情勢非常明顯,影印機、傳真機的出現已經讓科技突破思想控制的硬體設備,而地下印刷廠、市場的需求、社會的需要、開放的討論風氣、中產階級的興起等等,已經為這個思想的開放,準備好社會條件。當時的開放,其實是整體台灣社會轉變的開端。被查禁的書,就愈來愈少了。

閱讀的開放時代

古代書生上京趕考,往往寄宿在沿路的寺廟裡。寺廟往往有廟會,那一天,附近千金小姐就會來上香,於是在後花園和書生相遇了。他們只是這樣見一面,竟一見鍾情,愛得死去活來。有些情不自禁的,還躲在寺廟的香案底下,當場嘿咻。想想看,外有燒香禮佛,鼎沸人聲,香案底下是何等灰塵滿佈,他們席地而臥,何等不浪漫,卻可以身心升天,當場相愛起來。這姑娘平日不出門,不知道性愛的危險,以為只要相愛就好。回家後一個多月,相思一個多月,才發覺懷孕了。而書生已經上京趕考去了。於是就發生了諸般生離死別、還魂離魂的故事。

以前讀至此處,甚為不解。以為這樣不浪漫的愛情,怎麼會發生?後來才知道,古代禁忌太多,千金姑娘未出過家門,所以一看到書生,就驚為天人,頭昏了,才會一下子就愛得死去活來。如果在開放社會,平日姑娘與書生常常見面,多一些認識和選擇,就不會如此。

開放社會的好處就是如此,多了選擇,少了禁忌;少了禁忌,就不會為了禁忌而愛。台灣社會開放後,書多起來了。時報出版公司後來還出版了《資本論》外帶導讀。出書當時,有些人還有恐懼心理,出版公司總經理郝明義還被老板要求說:「有事情,你要自己負責。」然而社會已開放,並未出事,還大張旗鼓的開了新書發表會。這就表明了台灣社會的漸趨成熟。

看到新出版的《資本論》,我真的百感交集。想到當初在圖書館的厚厚灰塵裡,找到英文本《資本論》的時候,內心的喜悅和緊張,比幽會還刺激;我用無限的熱情,當場借出來,並立即騎上「火鳥」(當時機車的牌子)一百的摩托車,奔赴台大,東轉西找的尋找小小的影印店;有如向上天借知識、取火種般的秘密之愛,翻開字典,死命吞讀起來,有如歐陽鋒偷偷練《九陰真經》……。

啊!那真是閱讀的黃金時代。每一個字都是黃金,都是偷來的知識,偷來的火種,都是禁忌的愛情,讓你在午夜夢迴時,還暗暗的再三回味。

一個開放的社會,竟是從這裡開始的……。

http://www.netandbooks.com/taipei/magazine/no9_reading/content3.html
http://data.book.hexun.com/chapter-241-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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