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榜提名之后，家庭出身开始显现其真正的力量 考上大学之后，是否就意味着前途一片光明？是否就意味着不同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将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共同奋进？直觉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但除了少数人依靠家庭人脉找到工作，绝大多数自己找工作的学生之间，家庭出身差异和毕业去向差异之间的相关性又该如何解释？本书基于京沪两所顶尖高校大量学生的深度访谈，总结出“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两种大学生的表现模式。根据本书的研究，来自优沃家庭的大学生更多采用目标掌控模式，在校表现更佳，毕业出路也更好，而来自普通家庭的大学生则更多采用直觉依赖模式，在校表现和毕业出路都不甚理想。由此，本书认为，优沃的家庭背景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更雄厚的财力支撑，也让他们提前了解到大学生活的奥秘，从而帮助他们掌握取得成功的方法，而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则不得不自己摸索，并渐渐拉开跟富裕同学之间的距离。 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 郑雅君、熊庆年 主编 / 上海三联书店 / 2023-1 子扉我 2023年冬至 芙蓉之巅灵霄阁 原载风之回响RESONANCE微信2024年1月3日，发表时有改动

帮助更多寒门子弟上大学的初衷正在演变成教育投资的庞氏骗局 冷战时期，为了让更多家境并不特别富裕的年轻人能够上大学，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美国推出了学生贷款的项目。另一方面，完成高等教育被描绘成实现美国梦的门槛，学生贷款因而也被描述成不需要考虑风险的美好投资。当大学新生择校不再需要考虑成本之后，大学学费开始疯涨，年轻人为此所背负的债务也水涨船高，大学文凭带来的更高收入逐渐被学生贷款的债务抵销，越来越多人甚至一辈子都还不清这笔债。银行为了规避风险，贷款利率越来越高，放贷范围也越来越大，债务的雪球开始不受控制地恶性膨胀起来。Josh Mitchell用了8年时间，大量采访相关人员，揭露了学生贷款规则的制定者如银行、大学等为提高自己的利润，如何不惜绑架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和整个美国社会，将美好的愿景变质为无法摆脱的重荷。 The Debt Trap: How Student Loans Became a National Catastrophe 债务陷阱：学生贷款如何成为国家灾难 Josh Mitchell / Simon Schuster / 2021-8 子扉我 2021年夏 季风异次元空间三世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21年8月24日

在精英们不屑一顾的地方，村镇青年正挣扎着向上 黄灯任教的高校位于广州城郊，几年前刚从大专升到本科，学风注重实用，生源以广东省内占绝大多数，是不折不扣的二本地方院校。任教十多年来，她已教过数千名学生，在教学、带班的过程中，作为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学生逐渐走进她的视野，她也逐渐走进学生的世界，见证了这群算不上最优秀但仍旧奋力拼搏的年轻人的命运轨迹。 尽管黄灯自嘲本书是交给教务处的教学反馈，但与普通的教学反馈相比，本书显然更具脉脉温情，并没有作为名校博士毕业生、作为老师的那种高高在上感，而是用心去理解学生，去体会他们哪怕不够拔尖也不忘奋进的青春。黄灯认为，这些既不是精英也不是底层的学生，反映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普遍状况，通过自身努力，借助不算最好但也还过得去的教育，争取向上流动。 我的二本学生 黄灯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20-8 子扉我 2020年夏 申城西楼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20年9月8日

建墙不如拆墙，举报不如讨论 致力于学术自由和校园言论自由的律师格雷格·卢金诺夫与主要研究道德心理学的纽约大学教授乔纳森·海特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大约自2013年起，一种“脆弱学生模式”在美国大学校园内越演越烈，大学生们愈发强硬地对学校提出了安全主义的要求，动辄声称某些言论对自己造成了伤害，并抵制和公示发表这些言论的教授，认为这样就能让学生群体免受伤害。对此现象，两位学者忧心忡忡。 《娇惯的心灵》是卢金诺夫和海特对“脆弱学生模式”的系统思考。他们认为，这一现象基于三种错误的预设：伤害会让人越来越脆弱，相信自己的直觉，世界是好人和坏人二元对立的斗争。他们一一驳斥了这三种预设，并展示了它们如何一步步恶化校园环境，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当代大学生的变化追溯至政治极化、过度保护的育儿方式、不断扩张的大学官僚系统以及正义观的变化等因素，最后提出了重建自由、开放、多元的校园文化的应对方案。比起屏蔽（可能的）冒犯性言论，在自由的公共言论市场上充分讨论，更有益于年轻人的成长，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 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 [美] 格雷格·卢金诺夫、[美] 乔纳森·海特 / 田雷、苏心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20-7 子扉我 2020年夏 申城西楼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20年7月28日

上周去南京，结识了几位南大的青年学者和学生。学生一边拼命追赶因赴台访学而落下的学分一边畅想将来申请哪所国外名校的博士项目，青年学者在探讨学术问题之余则不忘一边哀叹学校施加的巨额指标一边讨论哪所高校哪个院系能够提供更好的氛围。所有人都很优秀，所有人都不把自己目前身处的这所国内一流大学视为安身立命之所。席间有人发问：为什么国内大学出不了世界级的一流学者？ 为什么国内大学出不了世界级的大师？为什么最优秀的中国学生往往选择留学深造？为什么中国一流大学放到全球范围内立即沦为二流三流不入流？恰巧看到某昔日同学、今日青年学者的豆瓣广播：“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三流的管理。至今仍认为是中国自以为是一流大学之实像。”要理解中国大学究竟落后在哪里，就首先要了解世界名校的过人之处在哪里。一群中国记者或许揭开了答案的一角。他们远赴美国、英国、德国，耗时七年，走访了七所世界级名校，试图探索它们各自独特的精神气质。这其中，有别具风格的建筑，有独特的传统，有教学理念的变迁史，但更多的是人：形形色色的教师和学生，校园真正的主人。 掩卷而思，中国大学是否培养学生以身为精神贵族为荣的自信？中国大学是否鼓励学生立下改变世界的宏愿？中国大学是否孕育学生探索并突破人类知识极限的勇气？中国大学是否塑造学生领导社会的担当？中国大学是否将独立思考的能力传授给学生？中国大学是否为教师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按照上述理念发展自身并教导学生？或者，中国大学是否批量生产着一群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蒲实、陈赛等：《大学的精神：教育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1月，68元。 原载季风书园微信2017年4月19日

维克多•戴维•汉森 著 吴万伟 译 传统大学解体，学生会到其他地方学习知识和技能。 不久前，经典教育还作为更广泛的文科教育课程的基础，文科确立了传统大学的使命。经典阅读专注于培养有文化的公民，有漂亮的口笔头表达能力，能清楚表述自己的思想，通过吸取经典的智慧，解决当前的困惑。选修经典的学生欣赏文明的历史，理解独特公民身份的权利和责任。大学因此充当了文化保护神的作用，帮助学生明白我们现在的价值观是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具有二千五百年历史的传统背景下产生的。 但是最近几十年，经典和传统人文教育开始衰弱，产生了众多意料之外的后果。学术界的战争已经超越了八十年代校园内部的“文化战争”。虽然政治正确的课程争论、教授招聘的争议、大学的传统使命辩论还在继续,但是现在大学越来越觉得被人遗忘了，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概念、文化上都变得可有可无。这种情况既让人欢迎又让人担忧。 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曾经确定大学地位的经典教育常常意味着熟悉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为学生提供三种丰厚的利益。第一，经典语言教学意味着获得学术研究的通用方法。知识不再是模糊的和难以归类的,而是经过分类的和有限的知识。经典语言就像后来的西方语言一样是通过系统的词汇、语法、句法学习而被掌握的。这样的语文学习拓宽到阅读诗歌、哲学、历史、演说。而且，学生的学习有一个蓝图，一个接受教育的框架。没有什么比智慧老人的新皱纹更新鲜有趣的了。教育方面的新理论和全新的学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独立学科的合法性，但它们都可以在现有经典的学科分类如哲学、政治学和文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仅仅是教育方面的热门词语，“跨学科”代表了众多不同领域的真正统一，比如钱币学、铭文学、建筑学、考古学、哲学、艺术、文学。阅读荷马或者维吉尔（Virgil）就涉及到历史、文化、地理、风格、语言、哲学。诗歌不仅仅是把散文分行写的现代习惯，而是诗歌语言、音步、话题结合起来的学科；演说术不仅是公众演说，而且是隐喻、夸大、痛骂、夸张的艺术统一。大学院系的形成、核心通识课程的概念、以及毕业生离开大学时候具有某些技能和共同智慧的期待等都是研究经典的延伸物，而且持续了两千年。经典不是一些关于神秘教义的学问，而是思考把理性提升到超越黑话、时尚和迷信的世界的整体方式。第二，阅读荷马、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亚里士多德、或者学习特尔斐战车驾驶者、红色人物花瓶绘画等经典教育让人们认识到关于人的身心局限性的古老、悲惨的观点与无局限性的现代生活观之间的冲突。考虑到人性的危险和人生的短暂，爱情、战争、政府、宗教都涉及选择，不是在乌托邦般的完美和可怕的磨难之间选择，而是在坏与更坏间选择或者在好与更好间选择。谦逊的美德弥漫在传统的文科教育中：承认我们所知有限，承认在严酷自然环境中生活，我们很脆弱，也承认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改善自然，但不破坏自然。在这方面，大学生活经验如住在校园、吃饭时与教授亲密交流、听大学讲座等帮助学生巩固在课堂上学到的抽象知识，养成某些文明行为的习惯。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熏陶四年，为未来艰苦的生活做思想、道德、技能上的准备。大学是独特的地方，它的繁荣是因为笼统意义上的文科教育不能被个人努力或者自我改善的训练简单地模仿或者替换。第三，经典教育是了解西方的窗口。雅典民主、荷马史诗、罗马长方形廊柱大厅的学习构筑后来从中世纪到现代的所有探索的基础。阿奎那（Aquinas）、但丁、米开朗琪罗、孟德斯鸠可能被看作对希腊人或者罗马人最早做过的事的确认、借用、修改或者拒绝。一个人如果不具备经典的基础的话，就不可能有牢靠的文科教育，就像如果没有地基，你是无法建立高楼大厦的。在过去四十年里，众多不同的哲学派别和意识形态争论共同促成了经典教育的衰落。比如悄悄进来的职业教育思想把文科课程中的大部分内容从欠债的学生早已拥挤的学分课中剔除出去。为了教本科生狭隘的技能（希腊人所说的技艺)放弃经典学习是建立在十分可疑的观念基础上，即商业和法律方面的本科教学将培养高级管理人才或者律师，更好地灌输职业成功所必须的逻辑、艺术、推理、基于事实的知识、交流技能等东西。一个承诺靠安慰和适当的社会态度就能减缓阻碍人类获得幸福的外在障碍（如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战争、贫困等）的治疗性课程设置取消了如文学、语言、哲学和政治学等难学的课程。关注情感问题让大学背上包袱，承担起保证学生感到照顾和幸福的任务。毕业的时候，这些学生期待的是结果的平等而不是寻找社会机会。大学毕业的生活是更大意义上的悲剧。很少学生认识到（或者被提醒）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必须用尊严和勇气忍受各种局限，而不是通过更大的敏感性、更多的法律、更好的技术、更充裕的资本来轻松对待困难。与此同时，政治正确颠倒了作为文科关键的归纳性推理的古老标准。学生现在接受预先决定的普遍原则，比如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遗产、资本主义、人类恐惧症、性别歧视等病理学，然后演绎性地展示这些罪恶是怎样表现在历史、文学、科学中的。大学把自己看作几乎孤独的，有责任为社会的病症而提出进步的治疗方案。广义的社会、政府、家庭和宗教已经不可救药地反动了。随着经典教育衰落和新途径的出现，大学核心课程变成了餐厅菜单，给十八岁的孩子们几十种不同的课程来挑选，最轻松、最有治疗效果的课程吸引的学生最多。结果，正如许多批评家已经注意到的，当今大部分学生没有共同的教育观念，没有与事实有关的基础知识也没有掌握普遍的理论方法。他们要么不知道帕台农神庙是什么，如果知道，也不明白作为雅典民主珍宝的角色如何不同于或“好于”最著名的纪念碑式大神庙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án）（中世纪墨西哥阿兹特克人活动中心）。大部分学生可能无法分辨自己的古老校园中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或者多立克柱式（Doric）的柱子，也说不出行政楼正面的饰带/檐壁（frieze）和三角楣（pediment）。在短短四年期间，学生们继承了外国味十足的老词如“教务长”（provost）、“最高荣誉”（summa cum laude）“酬金”（honorarium）的，虽然自己也使用，但不一定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尽管大众或许不能充分认识到经典教育从前所起的作用，但显然明白大学毕业生现在知道的比从前少了，虽然付出的学费大大提高。作为西方人或者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越来越难以达成一致，即没有共同承认的观念。大学显然相信自己的传统优势地位、校友的金融资源，牢不可破的“上大学”文化渴望让它们能够一再推迟反思自身问题。但是因为无法完成教育青年的核心使命，大学可能成为激发教育反革命的策源地。正如主流媒体的傲慢和意识形态偏见已经让它们在认识技术趋势和受众的不满时迟钝、麻木、无能，同样的，大学也开始破碎化，其多样化的新功能被外包给能做得更好、更便宜、更少政治说教的其他机构。大学主导地位的最明显挑战是技术性的，那些具有传统大学的伪装，实际上是私人经营的虚拟校园，提供以网络为基础的教育课程。随着需要重新培训的美国劳动力越来越多，随着更高收入的工作要求更多专业化的技能，学生开始采用支付远程学习单个课程为主的教育方式。不需要住校和互动的网络课程节省了本科生教育的昂贵成本，如高昂的工资、众多终身教授、校园基础设施，以及课内外活动的管理成本。不幸的是，私人网络学校也取消了提供文科课程来丰富公民素质和提高技术专业性的传统观念。或许他们没有明说的前提是，如果大学不相信讲授西方文明作为必须的通识教育课程的价值，那么为什么不扯去广泛教育的伪装，直接进入问题的核心，为学生提供计算机编程技能或者航空工程知识呢？谁能说以小时付钱的凤凰网络大学的老师就比传统大学的老师更不负责任呢？毕竟，他们的受市场驱动的雇主必须为付钱的客户提� �服务，这些客户和传统大学的学生不同，要求马上看到投资的效益。在美国军事大学,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授课教师是根据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人数得到报酬的，而不是根据他们提供的课程数目。削减成本措施在网络教育世界是非常苛刻的。书店和图书馆几乎是多余的。而学生只需支付使用网络资源的费用。凤凰大学实际上和教材出版上协商让他们所有的教材都能以的费用供人在网络上使用固定费用。背后的逻辑是重新定义教育是作为支付得起的产品，在竞争的买家和卖家组成的市场中发现其价值。我们很难去指责这些公司，因为他们提供了服务。当然，如果和更便宜的奥格塞（Argosy）网络大学毕业的学生相比的话，在史密斯（Smith）或者奥克西登塔尔学院（Occidental）上学的心理学学生对该学科的了解如它的历史以及在文科中的地位等肯定是更多的，但这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肯定。传统大学为了参与竞争，也已经开始进入网络教育市场。现在的大学体制部分得益于工资低、业余兼职的老师，这些人没有终身教职，往往上大班课，还得担心同行或者学生评价的后果。他们弥补了少数享受充分利益的终身教授群体的不足。实际上，自从七十年代以来，学术界终身教职的教授或者进入这个系列的教师比例已经大幅度降低，因为大学寻求剥削更多的人来支付经过挑选的、已经减少的少数人。除了这两种类型，学校现在开始用第三种形式，远程辅助学习的新形式。学生付钱更少，通过网络上课，根本不用到校园来，而课程都是名牌大学提供的。非正式调查显示远程学习现在占某些学校总课程的20%以上。人们还可以从保守的基督教学院的扩张中看到人们对现代大学越来越强烈的文化反应。按照基督教大学和学院协会的调查，这些学校的入学人数在1990年到2004年间增加了70.6%，而公立大学增加了12.8%，私立大学增加了28%。全国新闻媒体已经分裂成体现政治倾向性的不同类别：网络新闻、公共电台、自由派大报、谈话节目、有线电视网新闻、保守派网站等。我们的主流大学也是如此，虽然承诺思想自由，但实际上向学生灌输自己的思想，越来越不同于以提供更多人文课程而自豪的宗教学院和大学。宗教大学开始认识到自己在市场上的优势。曾经的老圣经学校现在往往成为受保守派欢迎的消除自由派大学影响的解毒剂。自由大学和欧莱•罗伯茨大学（Oral Roberts University）已经看到捐款和学生人数迅速上升，因为它们不再拘泥于唯一的宗教正统思想，而是把内容扩展到笼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大学不再是牧师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七十年代奇怪、袖珍型的自由浸会学院，如今拥有超过两万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单单网络研究生项目的学生人数就有四千五百人。三十年前，菲兹诺太平洋学院（Fresno Pacific College）是福音派门诺基督徒（Mennonite）小学校，而今天的菲兹诺太平洋大学是普通的传统校园，为学生提供与附近以笨重官僚机构和政治文化为特征的加州州立大学菲兹诺分校完全不同的选择。菲兹诺太平洋大学教育学院的师范项目已经获得区域承认，如果和比它大很多的邻居加州州立大学菲兹诺分校相比的话，活力更强,组织更好，更少政治偏见和精神治疗色彩。更关心经典教育的宗教大学的发展不仅仅限于新教福音派运动。格格不入的天主教学校也发展迅速，不仅提供了伯克利、威斯康星、阿姆赫斯特（Amherst）等名校之外的其他选择，而且提供了已经越来越自由、放弃传统天主教主题和经典价值的圣母大学（Notre Dame）和圣塔克莱拉（Santa Clara）等大学之外的选择。成立于1969年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学院因为传统课程而获得人们的认可。几个非宗教性大学比如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和圣约翰学院只提供经典课程，讲授以伟大作品为基础的课程，这些学校的成功可以作为对其他地方大学教育的有效批评。千百万普通人发现名牌大学的教授无用和无趣决不是偶然的。许多公立大学已经抛弃了根据学术或者教学优秀程度付工资的做法，因为这些是没有办法量化考核的。更多名牌私立大学已经拥抱明星工资体系,但是在文科，评价的标准往往建立在神秘莫测的、充满专业术语的学术刊物而不是教学水平是否优秀。所以那些对历史和文学感兴趣，渴望了解美国缔造者或者军事历史的人常常到大学之外寻找电视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如大卫•麦卡勒（David McCullough）或约翰•吉根（John Keegan）。私人公司已经通过回应公众对于传统人文科学教育的渴望赚了很多钱。教学公司事先录制明星授课老师内容丰富的历史、文学和其他课程的讲座，他们在正常学术评价体系下往往不怎么有名。罗赛塔石碑语言学习软件（Rosetta Stone）提供几十种语言的外语教学资料，没有外语系课程常见的文化说教。被称为“知识产品”的公司在市场上推销所谓“哲学大师”的一系列CD，这是已故查尔斯•赫斯顿（Charlton Heston）关于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的讲座。消费者明白他们购买的是哲学家自己的话，由著名演员或者演说家朗读或者讲解，里面没有后现代术语和左派偏见。未来如果要学习职业技能，学生可报名参加具体的课程比如会计、编程、在线电子表格工具,没有必要去学习通过伟大文学或者历史提供的比喻和明喻和归纳推理。在人生的后面阶段，毕业生如果觉得想补习经典基础，可以购买CD和录制的讲座内容或参加自我管理的函授课程。因为大学已经不再是无利益纠葛的苏格拉底式探索和研究。人们能想象包含着自由派大学、保守派大学；宗教大学、反宗教大学的未来。古老、经典、统一的大学将完成向多科大学的转变:充斥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的知识越来越碎片化、巴尔干化；大学越来越像赢利公司。当然，传统大学不会死亡。但是常春藤学校、斯坦福、伯克利的诱惑以及私立四年制学院如阿姆赫斯特和奥柏林的吸引力将主要来自它们所培养的人才的地位、名牌大学毕业证获得的职业优势、以及没有说出来的与其他类似富裕和特权阶级的关系网等利益。这些大学已经成为社会团体、年轻人的私有俱乐部、职业严肃性的证书和证明,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科教育中最优秀者的中心。尽管每年投资到学费上的钱达数万美元，但家长和学生得不到保障，甚至也不期待能在上学期间遇见一负责的老师或接受高质量的文科教育了。人们会明白在网络、宗教学校、CD、和DVD上能比在大学里学到更多特殊文明的知识。一旦学术界失去普遍接受的经典学习内容以及学习经典的重要性等共识，大学的使命以及它的神秘性和高雅优美逐渐消失的过程就开始了。大学在拼命追赶不断变化的政治、技术、文化趣味和时髦潮流，心甘情愿地抛弃安身立命的根本—文科教育，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一旦大学分崩离析，自由派文科、宗教学院、自我帮助课程和CDs却再也无法把它们组合起来，又是多么悲哀啊。 作者简介：维克多•大卫•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城市杂志》编辑，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古典文学和军事历史学家。译自：The Humanities Move Off…

    广西师大校长、副校长等6位领导隆重迎接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秘书袁俏，再生动不过地体现了高校教学评估的行政主导本质，及教育行政部门与大学之间森严的行政等级关系。    这位秘书只是某大学教务处普通科员，很可能被借调参加教育部教学评估中心的教学评估工作。于是，驾临大学，身价倍增，甚至曾享受过大学领导到机场接机的待遇。    这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场潜规则。不过，这里所谓的级别，不是指官员本身的级别，而是指官员所在衙门的级别。袁俏在其所在的大学教务处，甚至在教育部教学评估中心内部，只是最普通的办事人员。但是，一旦她以评估专家组秘书到接受评估的大学，那她就不再是她本人了。她代表的是评估专家组，或者简直就是教育部的钦差大臣。那些身为处级、厅局级官员的校领导，当然要像接待评估专家组、接待教育部司长、部长那样接待她。    类似的情形，地方政府官员都深有感触。在北京三里河有两家重要的行政机关，国家发改委与财政部，一个握有项目审批权，一个掌握钱袋子。大楼里面的官员大多不过是处、司级官员。但是，各地省长、市长见了这些比自己级别低的官员，也不得不点头哈腰，陪尽笑脸，附近的两家高级餐馆每晚也是人满为患。    这些校长、省长不得不如此。这是中国权力结构的逻辑所致。政府的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而不是自下而上授予的。所以，政府之间有严格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当然，公共资源也是权力自上而下地分配的。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中，分配规则是由负责分配的行政机关自己制定的。它必然十分含糊，给分配机关留下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同时，横向地看，这个行政机关的活动也几乎没有任何外部的有效监督。这样一来，掌握着公共资源分配之权的行政机关对于那些竞争资源的大学、地方政府，享有了近乎绝对的权威。这种绝对权威被“上边”、“北京”来的所有人分享着，小小的秘书、科员甚至司机的身上，也有这种权力的光环。    正是这一点，对行政机关具有致命诱惑。尽管舆论对教学评估一边倒地予以批评，大学也啧有烦言，也不会有哪个了解实情的人相信，这种评估能够促进教学水平提高——它只是助长了大学重硬件轻软件及弄虚作假之风。但是，教育部却坚持教学评估制度，这就跟国家发改委绝不放手项目审批权是同一个道理，虽然没有一个具有经济学、政治学常识的人相信，这种审批能够使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它通常只会使经济结构更不合理。    面对如此不合理而绝对的权力，大学官员、地方官员近乎本能地认为，惟一理性的选择是臣服，他们的顺服姿态更增加了行政机关坚守自己权威的决心。    这种行政权力无所不在，而政府自上而下架构的治理模式在中国已有悠久历史，近几十年来更是走到极端。人们曾经将其视为惟一可能的治理模式，而不敢设想其他治理模式。一旦遇到问题，人们也是近乎本能地诉诸上面的控制和监督。    不过，袁俏事件再次证明，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其实有非常荒诞的一面。相对于社会结构的多元性，其不合理性更是显著。因此，大学内外所有人都在抨击教学评估，人们已意识到，大学治理的惟一正道是自治，而高度行政化的教学评估制度恰恰与此背道而驰。大学领导面对教学评估中心普通秘书的那种顺服姿态，意味着大学根本不享有最基本的尊严。没有尊严的大学能有多大自由空间？这样的校领导会如何对待教育、学生？答案不问可知。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96

张鸣 按说，现在的中国大学，至少从规模上，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数量，已经从1998年的340万，达到2374余万，过几个月，相信还会有大幅度的增长。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陡然升为22％，平均每年增加20％，我们已经拥有世界最多的大学生，而且是在8年内创造的奇迹。同期的中国的GDP增长，平均不到10％，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在叫过热，而飞速扩张的高等教育，已经不能用过热来形容，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高校大跃进。 凡是大跃进，必然蕴含着危机。1958年的在全民大跃进的同时，高教也跟着大跃进，那场跃进，就当时而言，危害也是相当大的，多招了一些工农兵学员，学生出面编了一些垃圾教材，正规大学有几个月不能正常上课，教学秩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跟今天的大跃进相比，委实小巫见大巫，今天这场高校大跃进，虽然表面的繁荣还在维持，但已经蕴含了一场波及广泛，内容深刻的危机，到爆发之时，整个社会都会为此巨大的代价，造成无可估量的社会震动。 高校的大跃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跟上世纪的大跃进不一样，这是一场完全由行政力量拉动的跃进，教育部是跃进的发动机和火车头。211和985工程的提出和施行，标志着高校大跃进的启动。所谓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工程在“九五”计划期间实行，在实行期间，1998年又推行了所谓的985工程，由于是在1998年5月提出的，所以叫985工程，这个工程在211的基础上，选择一部分大学，给予重点支持，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批，前后38所高校入选。211工程的资金183亿，而985工程的资金仅第一期就达140亿。211和985工程，实际上就是用资金的高投入，在短时间内催生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事实上就是大跃进。211和985启动后，地方上随即跟进，那些不能入选的高校，在地方财政的支持下，自筹资金，投入跃进高潮。与此同时，高校的合并也达到高峰，为了做大做强，各地高校开始盲目并校，有些地方，比如长春和杭州，几乎把全城高校全部合并，只剩下一所超级大学。长春当地民间流传一句话，当年吉大（吉林大学）在长春，今天长春在吉大。在合并浪潮中，一些地方的大专和中专学校，甚至非学历教育学校也乘机搭车合并，升级为本科。在跃进期间，为了弥补规模扩张造成的资金短缺，大学的学费开始猛涨，从每年几百元，涨到几千元，而随即到来的大规模扩招，使得学费收入相当可观，在此基础上，部分高校甚至开始大规模借贷，今天困扰人们的大学贷款债务问题，就是这期间形成的。一 高校大跃进式的扩张，最大的恶果是加速了高校行政化和衙门化的过程。原来高校就有行政导向的问题，1952年院系调整，苏式高等教育体系的推行，高校已经成为国家行政事业单位，行政化不言而喻，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体系开始从苏式的专才培养向国际通行的通才教育转化，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化的趋向大为缓解，教育部资源有限，对高校的控制很弱，高校里的行政化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机关干部和教师之间的矛盾，而在多数高校，机关干部并不占优势。做机关干部的，往往更乐于转成教师。而且，高校里的行政干部，逐渐被有学历有职称的人取代，学校还鼓励教师双肩挑，由具有教师岗位的人，出面担当学校的行政部门负责人。 但是，由于211和985工程的启动，教育部掌握了数百亿资金的分配权，而且工程本身就要去有一系列行政操控措施，使得教育部加强行政控制顺理成章。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高校，为了争取部里掌握的资源，竞相讨好教育部。在这个过程中，教育部对直属高校的控制力逐渐增强，不仅通过各种名目的评审，将高校牢牢捆在自己的战车上，而且掌握了高校的部分高级干部的人事权。教育部为了满足高校负责人的级别欲，借着建设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推动部分顶尖高校行政级别升级，将12所大学升为副部级（现在副部级大学据说已达29所），实际上等于教育部为自己的司局级干部，找了几十个副部级岗位，这些年来，直接从教育部空降下来的重点大学校长、副校长，越来越多。 在行政化的过程中，评审是最有效的工具和最大的绳索，从刚刚在两会上炒得很热的本科评估上人们可以知道，这种来自教育行政当局的评估意味着什么，评估不合格，等于丧生办学资格，对于一般高校而言，属于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才有会那么大规模的造假，隆重的接待和群众运动式的迎接。类似的评审，还有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这些五花八门，外国人不懂，中国人外行也不懂的名堂，都是要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通过了，意味学校的档次上去了，通不过，就意味学校不够档次。而且，评上了不能一劳永逸，还需经过定期的检查评比，不合格就拿下，换上别个。 由于部属顶尖大学的示范效应，更由于各种评审的拉动作用，行政化浪潮很快就席卷了全国所有高校。差的地方院校追求升级，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则追求上硕士点和博士点，同时，大学开始推行三级架构，即大学下属学院，学院下属系，将原来的系合并、或者不合并升为学院，原来的教研室升格为系，所有的人，行政级别不动，但名义上都升了一级。 同时，由于高校大跃进中各种名目的资金流向高校，学校和学院两级实体单位，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资金，因此，权力大增，985高校，一个不大的学院，院长手里可以支配的资金能达到上千万，资金分配基本上由长官说了算，学院里的教师，如果想要分一杯羹，只能讨他的好，因此，学院领导对学院教师的支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跟当年基本上没有多少资源的系主任，不可同日而语。同样，学校的校长，连同学校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也因此权力而陡然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教授纷纷争当处长副处长的原因。教育部和国务院相应的学术评审机构，则成为各个高校竞相争夺的对象，如果能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占个位置，说明这个学校 “实力”很大，在各种评审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凡是进了这些机构的教授，在各自的学校都当然是级别最高的教授，说话极有分量。 有钱在手的权力，含金量足，威力巨大，虽然学校里的各种“长”，原本都是教授，但是加了长的教授，官架子摆起来，一样吓人。一个小小的学院，居然开起来会上要设主席台，台上按照官阶大小排座次，第一首长先说，第二首长次说，无论这种是行政性质的，还是学术性质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已经成了衙门。 不仅如此，在整个的官方学术体系中，只认官，不认学，某个学科的评审，上面只找那些在某几个顶尖高校当院长的人，似乎谁做了院长，谁就是学科的当然带头人。这样一来，学科的评审，就掌握在几个学官手里，哪个学校想要上什么“点”，评什么奖，评一级学科，重点学科，拿多少课题，都得看这些人的脸色。这些人，自然形成一个联盟，相互交换好处，互相推荐自己人，拿奖，拿课题，互惠互利。甚至，他们还定期聚会，联络感情，毫无忌讳。 二 由各种评审指挥棒驱使的行政化、衙门化的大学，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败坏了学风，使各种形式的学术腐败，肆无忌惮地浮出水面。严格地说，中国的大学并没有我们所谓的大学精神，对于大学的求真求实，自由探索，社会担当等国际通行的品格，实际上即使在高校大跃进之前，大学中人也没有共识，但是，至少那时还作为精英教育的大学，多少还存在一些普遍的道义感，对社会也有某种责任感。然而大跃进无情地破坏了这一切。 各种评审的指标体系，主要是以科研为导向的，比如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国际SCI论文数量，国家级课题数量，省部级课题数量，课题经费总量等等，关于教学培养方面，最有分量的指标是所谓的博士论文百优数量（即每个学科每年评一百个国家级优秀论文），实际上也是科研指标。在教育行政部门看来，争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看科研成果，所以指标体系，以科研为主。可是，中国高校的这种指标体系，只要SCI还勉强有点国际性，而且也并非国际通行的衡量体系，其他的指标，实际上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娱自乐。 中国所谓的学术核心期刊，其学术品质，原本就需要测定，但是，在各个高校发疯追求论文数量的情况下，南京大学带头发明了硬性规定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作为毕业前提条件的方法，用“土法炼钢”的方式，人为拉高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各个学校纷纷跟进，使这种本质上违法的行为，成为高校的新惯例。研究生做不出论文，就买，不仅买论文，而且买版面，各个学术期刊，因此出卖版面，蔚成风气，进一步败坏了学术期刊的质量。现在的状况是，跟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学生相匹配，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论文发表量，但科研竞争力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核心期刊和论文发表如此，所谓的课题也如此，由于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的选题方向，就是由几个顶极高校的学官确定的，因此，其学术性很成问题。至少就我所了解的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导向，就没有多少学术性，倒更像是宣传。而且课题的获得，跟学官的位置，调动资源的多少有关，往往官越大，课题就越多，当然也就越没有时间做（这是假定他们都有学问的前提下），只能让学生做，因此研究生们就成了导师的打工仔，廉价劳动力，这样的课题，能有什么质量，可想而知。中国国家级的课题质量差，已经不是秘密了，90％以上的课题，毫无用处。 这样一种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的评价指标体系，却使得所有的大学为之竞折腰，前面讲过逼研究生“土法炼钢”的增产方式，实际上，学校的教师，在定期的考评面前，也必须拿出东西来凑数，否则就会下岗。当然，如果产量高，也有奖励，尤其是在所谓A级B级刊物上发文章，奖金甚为可观（这个类别，居然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样一来，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围着考核指标转，以增产为第一需要。大家都在忙于争课题，跑项目，出文章，一本又一本的学术著作问世，形成了科研论著出版高峰和读者阅读量下降共存的奇特景观。 在这种科研成果的增产竞赛中，学风极其浮躁。从老师到学生，大家只想着早出、快出、多出成果，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成果因之大量问世，简单重复，低水平重复，甚至充斥大量的常识性错误。同时，抄袭，做假，侵占他人（主要是学生）成果等学术偷窃和腐败行为流行，有些学校，越是所谓的大腕学者，越可能犯这种在国际上看来是学者致命伤的错误，因为附他名下的东西太多。由于对考评体系的特别在意，这些大腕的类似错误，往往得不到处理，因为如果一旦处理，不仅自暴家丑，而且可能丧生附生在大腕身上的评审资格，就算一个顶极高校，也不能无视这种损失。因为现阶段中国大学的地位考评，一是看学术权力（占有评审成员的数量和等级），二是看学术数量，而前者更为重要。 在国际上，教授学者，声誉是高于生命的，一旦一个教授学者的声誉有了问题，他的职业生涯就完结了，意味着他的余生，只能靠从事低级劳动为活。然而在中国，对于教授学者而言，权位和金钱是第一位的，声誉出现问题，哪怕是特别明显的问题，只要你能动用各种关系，将之摆平就行，丢人不要紧，但不能丢位置。至于对真理探索的欲望，人的良知，社会的担当，对学生的责任心，已经在相当多地位很高的教授那里找不到丝毫的痕迹了。 教授如此，学生就不用说了，高校大跃进这八年，是学生考试抄袭最严重的八年，也是学生论文质量最差的八年，网络普及之后，网络成了相当数量的学生各种论文的发祥地，连帮导师做的课题，也从里面搬，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牌教授犯抄袭错误的原因。大学这些年，最大的问题是在教学生做人方面的失败，在老师的榜样面前，有的学生甚至丧失了起码的责任心，起码的道义感。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大学奉行的是奴才式的管理，干部管老师务必使之奴才话，要的就是听话，而这种奴才管理，转化到学生那里，则变成奴才教育和管理的双管齐下，结果是桀骜者变成了愤青，温顺者变成了下一代的奴才。国家和社会对大学培养独立人格，创造性人才的期望，在现实中已经南辕北辙。 三 高校大跃进，最大的危害，是给社会和国家制造巨大潜在的社会危机。大学的扩招和学费的翻倍增加，固然有政府拉动消费的初衷，但是从根本上，还是大跃进的需要。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趋向日益严重，本身很像政府的大学，自然也不能例外。大跃进如果本身不能给大学带来现实的利益，仅凭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力量的推动，是难以奏效的。大跃进的好处不仅来自上面的拨款，而且还有下面的创收，在学校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招的学生越多，收益就越大。正因为如此，大跃进前一个只招3000人的学校，跃进之后，居然可以招到30000人。而且，各个高校还非常热衷于研究生的收费改革，将研究生的收费面，扩至最大。 大学收费激增最大的，其实并不仅仅在于让某些农村的贫寒子弟上不起学，或者逼死了多少家长，而在于大多数普通百姓倾家荡产，债台高筑供子弟上完大学之后，居然找不到工作。近年以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连清华、北大、人大这样的大学，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毕业生就业问题。具体统计各种研究有很多，但就我视线所及，我所服务的大学，有的专业，今年的本科应届毕业生到现在为止，一个签约的都没有，有的专业，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大多是靠父母的关系。同时，大家忽视一个现象是，现在大学的现状，越是农村的孩子，越上不了好大学，越是档次低的大学，收费反而越高（包括隐形的），但是就业前景，却异乎寻常地差，而这些地方，恰是农村和城市贫困居民孩子的去处。这就意味着，恰是那些砸锅卖铁供养大学生的家庭，最后的回报很可能是零，血本无归。 对此，教育部的辩解是，即使不上大学，这些人仍然可能失业。当然，此话有理，不过，不上大学，不付出如此大的血本失业，跟上了大学，付出巨大成本之后的失业，对于学生和对孩子寄予巨大希望的家庭来说，是根本不同的，在后者，他们对社会的挫折感会陡然增加不知多少倍。一个没有上大学的农村孩子，会比较坦然地选择进城找一份出力气的工作，但是大学毕业之后，能够做这样坦然选择的人，将不会很多，大学教育，已经剥夺了他们做一个简单劳动者心理承受力。 教育部的另一个解释，是说现在的大学已经成为普通教育，所以，大学生毕业就是应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而且有不断有消息传来，说是大学生做了搓澡工，当了棒棒（搬运工），回家卖糖葫芦等等，当然，我们不能说大学生不能做这些简单劳动的工作，但是，如果大学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毕业从事的工作基本上跟民工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中国的大学还能办下去吗？现在中国的城乡已经在流行新的读书无用论，很多孩子甚至连中学都不愿意上了，真不知道，按教育部现在的说法，如何应对这股潮流？ 从另一个方面说，现在的大学生就业，跟大学教学培养的现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前，外国人很看不起中国的大学，认为我们没有大学的理念，充其量不过是职业技术学校。但是，那时的大学，即使作为职业技术学校，也存在着知识老化、陈旧，跟社会和生产脱节的问题。但是由于改革之初，国家和社会知识人奇缺，而且国家对文凭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用不着接受社会的检验，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遮避了。开放近三十年，在跟西方的交往中，中国的大学在方法、理论诸方面引进了很多东西，知识体系单一化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在学生素质培养方面，进步有限，而且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严重缺乏就业意识，原本还存在的实习环节，因为经费的问题，无论理工农医文，全部被削弱，很多学校甚至成为一种形式。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对于大学的评价体系上的竞争，对于大学能否上档次，对教师的职称晋升，课题的取得，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关系，从学校到教师，自然就不重视。教育部虽然三令五申，强调大牌教授上本科的课，但是又落实了多少呢？教师上课糊弄，让自己的研究生代课，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现在正在进行的教育部主持的本科评估，看起来好像是在重视本科教学，但检查的项目，却落实在大纲之有无，教案是否完备，教学检查有无进行，考试是否分了期中和期末，平时有无作业，考试有无标准答案等上面，这些形式和程式化的东西，即便是全部做的中规中矩，是否就意味着大学教学做好了，我想不是。1930至40年代的中国大学，越是有水平的教授，讲课越不规矩，讲文学史的，一个学期只讲了一个庄子天下篇的也有，很多人甚至拒绝留作业，拒绝判卷，但是那时代的几十所顶尖大学，却是国际公认的中国最好的大学。 更何况，就连这样的检查评估，也往往流于形式，由于评估有事先的通报，给被评估者留好了充分的准备时间，结果各个学校普遍造假，甚至发动师生假期不休息，将所有的记录修改重做一遍，届时评估的时候，评估专家只要被伺候好了，自然心领神会，不会煞风景。这样的评估，我怀疑不过是教育行政部门将大学不断地束缚自己战车上的一种手段，跟本科教学没有多少关系。 大跃进之中的大学，是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所在，有了点洋理论，但无法教学生做学问，上课糊弄，教不会学生怎样做事。扩招等于注水参假，教学实习各个环节都偷工减料，即使在职业教育方面，比跃进前还要差。 这样的大学教学培养，既不能教会学生做人，也不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做事的基本素质，见过太多这样的学生，四年学下来，什么都不知道，只学会了上网，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