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面国自有国情在此 这是一个100多年前写就的披着多维空间先驱外衣的社会政治宗教寓言。 有这么一个国度，在那里只有二维空间，所有的人、物都是线段或平面，居民们借由触摸或观察来推测对方的形状从而确定彼此的阶级身份。为了维护和平，或者说为了维持现有秩序，平面国的统治者制定了非常严苛的规则，而每一个个体，无论是圆形的顶层贵族，还是等腰三角形的底层，乃至线段的女性或者不规则图形的社会异类，都只不过是随时可以用来牺牲的工具。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正方形，属于既非贵族亦非奴仆的自由平民。有一天正方形梦见自己来到直线国，却无法说服直线国王第二维的存在。接着正方形又遇到了来自三维国的传道使者球形，球形也同样无法用语言让正方形相信第三维的存在，直到球形把正方形拉出平面国。球形还让正方形见证了他到平面国国家议会向圆形的理事会展示三维“神迹”，以及理事会掩盖此类“神迹”钳制思想言论的惯常做法，两人还一起围观了盲目自大的点国。正方形如醍醐灌顶，接着推论了四维空间、五维空间等更高维的空间，这让球形勃然大怒。回到平面国的正方形忍不住四处宣扬三维空间的存在，最后被当成疯子终身监禁。 如果说平面国的国情是二维版的极权主义社会，那么正方形的空间国之旅则是几何版的高级洞穴隐喻。 平面国：多维空间传奇往事 [英] 埃德温·A·艾勃特 / 鲁冬旭 / 果麦文化 | 上海文化出版社 / 2020-8 子扉我 2020年秋 丽娃河畔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20年10月14日，发表时有改动

回应时代问题，抨击极权主义，为民主社会主义摇旗呐喊 乔治·奥威尔以极具洞察力的两部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著称，这两部小说自诞生起至今一直是极权统治者深恶痛绝的存在。但事实上，除此之外，奥威尔还有大量的其他作品留存于世，其中就包括了上百篇杂文。 本书收录了所能找到的奥威尔的全部杂文。这些杂文题材广泛，但主要还是以时评政论为主。尽管编辑并没有为它们一一注明写作背景或写作时间，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读出，这些杂文就像奥威尔的两部著名小说一样，致力于回应时代问题，抨击极权主义，并为他理想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摇旗呐喊。 奥威尔杂文全集 [英] 乔治·奥威尔 / 陈超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18-12 子扉我 2019年秋 季风异次元空间二世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19年10月22日

Part 3 of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蔡英文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 繁體書平装 305 PagesISBN-10: 无ISBN-13: 无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日期: Feb 01, 1982 下载链接：1 2

2008年08月10日 08:28东方早报 《极权主义的起源》决不是一部肤浅的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而是要从根本上探讨这个现代特有现象的深层历史原因及其结构因素。 张汝伦 《极权主义的起源》[美]汉娜·阿伦特著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 《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的成名作，正是这部巨著奠定了她作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的地位。然而，在冷战后出版的有关阿伦特研究的论文集中，有关这部著作的文章可说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阿伦特研究的热门话题集中在政治行动和判断，或者伦理学与恶的问题，以及性别和犹太性问题等等，而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对现代性政治特征的宏观观察与分析，却似乎成了过时的东西。然而，冷战以后的政治现实，却一再向人们表明，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许多论断，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还在被事实一再证明。 阿伦特本来对政治毫无兴趣，正是纳粹夺取政权及犹太人随后的悲惨遭遇，以及二十世纪其他特有的政治现象，使得她决心要从政治上找到世纪悲剧的答案。政治成为她的思考对象，主要不是出于理论的动机，而是出于经验的动机。正如英国著名的阿伦特研究者卡诺芬指出的:“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整个议事日程都是由她对世纪中叶的政治灾难的反思定的。”这个“政治灾难”，当然就是指纳粹统治和斯大林主义，阿伦特把它们称为“极权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阿伦特一切思想活动都是以研究‘极权主义的起源’作为出发点的。” 《极权主义的起源》发表在冷战方殷的1951年，这个书名使许多人误以为阿伦特的这本书是为冷战中的一方提供了重磅炮弹。可是，促使阿伦特写这部巨著的，根本不是当时的冷战，而是前冷战发生的事件。实际上，对于阿伦特来说，极权主义不是指一种特别野蛮的政权，而是指某个更新更危险的东西。纳粹和斯大林主义只不过是它的标准体现而已。极权主义是政治现代性的一个极端形式，是西方文明崩溃的征象。《极权主义的起源》就是想探讨这个崩溃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这些因素就是那些在现代世界通行的现象，它们本身不是极权主义的，但在任何国家都可被用作极权主义的基础，不管其自己的特殊传统是什么。”所以这部书一开始并不打算用现在这个容易引起误导的书名。 阿伦特在1944到1945年之际开始酝酿写这部书，她与她的丈夫布吕歇尔把这部书看作是对欧洲十九世纪——布尔乔亚世纪的正面攻击。最初她起的书名是《耻辱的诸要素:反犹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但在给出版商的写作大纲中她也提到另一个可能的书名:《地狱的三根支柱》。它包括三部分（“论反犹主义”、“论帝国主义”、“论种族主义”）十一章，并没有“论极权主义”。到了第二个写作大纲时，此书分为四部分（“犹太人通向政治风暴中心的道路”、“民族国家的瓦解”、“扩张和种族主义”、“成熟的帝国主义”）十三章，仍然没有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问题只是在第十三章“种族帝国主义:纳粹主义”才有所涉及。到了1948、1949年她才决定在原来提纲结束的地方写现在书的第三部分“极权主义”。直到这本书即将准备出版时，才定了现在的书名。她有时也想干脆简单地叫它《极权主义史》。 但这个书名在不止一个意义上容易引起误导。它并不是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那样，是一种发生学的研究。在回答著名政治哲学家福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给这部著作写的书评时，阿伦特说:“我不是写一部极权主义史，而是根据历史来分析；我不是写一部反犹主义或帝国主义史，而是分析仇恨犹太人的因素和扩张的因素，这些因素依然清晰可见并在极权主义现象本身中起重要作用。……这本书……对形成极权主义的因素给予一个历史的说明，接着这个说明的是分析极权主义运动和统治本身的基本结构。”《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后，引起了很多批判，这些批判大多是从实证史学的立场批评这部著作对极权主义的描述有许多与事实不符。但从阿伦特对福格林的答辩中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在这部书中并不是想要给极权主义提供一个经验的描述，而是要将它作为现代特有的一个现象加以分析，表明我们时代的危险。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德文版的序言中，阿伦特告诉我们:“这本书，目的是要阐述从德意志第三帝国和布尔什维克体制中，我们初次看到的、我个人认为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揭示它的起因和条件。这些起因是，民族国家的没落和崩溃，以及现代大众社会的虚无主义的泛滥。这种崩溃过程所释放出来的各种因素，正是本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所要探究的历史根源。第三部则是分析极权主义的本质形态。”从阿伦特的这些自我告白来看，《极权主义的起源》决不是一部肤浅的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也不是对极权主义的经验描述；而是要从根本上探讨这个现代特有现象的深层历史原因及其结构因素。正因为如此，她的许多观点和分析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个新的现象，它之新，不在于它所造成的痛苦，人类从来就不乏痛苦；也不在于它害死了多少人；而在于它使人性本身处于危险之中。它是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和传统的暴政或专制不是一回事，因此根本无法用传统的范畴去把握它。任何历史流传下来的类似之事都无法使它那种恐怖的原创性逊色。它的特点就是依靠意识形态和恐怖来统治。 极权主义与传统的暴政或专制不一样，首先在于它的行为不是像专制暴君的行为那样是完全任意的。它固然也蔑视成文法，但它不是毫无“章法”，它有它的法，这就是它信奉的自然或历史的法则。它不但自己严格服从这法则，而且还强制实施这法则。由于坚信这法则就是天道或历史的必然规律，它不惜一切代价使之实现，包括牺牲具体的人。极权主义相信只有人类，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才是这些法则的实际承担者，其余东西都是被动地被它们决定的。 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法则解释为运动的法则，自然和历史本身就是运动，它们的法则就更不用说了，与稳定和不变没有关系。统治者的职责不是应用法律，而是根据其内在的法则无条件执行这运动。统治者谈不上什么“正义”和“明智”，他们只是“科学地”认识。因为他们认识了自然和历史的法则，他们就有责任排除一切干扰让其得到贯彻。主要的手段就是用恐怖来为其扫清一切障碍，确切地说，是具体的、复数的个人给运动造成的干扰和障碍。 因此，恐怖给运动或自己扫清障碍不完全靠肉体消灭，因为人总是杀不完的，而是靠通过恐怖使人划一，失去自己的个性和特殊性，失去自己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成为人这个类的一个样本。“恐怖通过取消法律的种种边界使所有的人划一化，而正是这些边界给每个人的自由提供了存活的空间。极权主义的恐怖并不剥夺所有自由或取消某些根本的自由，至少根据我们有限的知识，它也没有成功地从人们心里根除对自由的热爱；它只是无情地逼迫人们互相反对，这样，自由行动的空间——这就是自由的现实——就消失了。” 在阿伦特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个别性和他们能自发行动和思想的能力。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人都能开始新的事情。人的本性是“不自然的”（unnatural），即他能自发行动；他能给自然过程设置人为的界限；制订法律，互相赋予权利，这些权利是“人的”，而不是“自然的”。但这些恰恰是极权主义的恐怖所要着力消除的。极权主义要在一切层面上消灭人的复数性和人的自发性，消除一切人为和偶然的东西，把人变成人类动物的标本，变成仅仅是一样东西，一个低于动物的东西，“一个不停反应和反映的集合”。要达到这种对人的完全的控制一般通过以下步骤:首先是通过剥夺各种权利和公民权毁灭法人，然后是通过创造人的良心不再能起作用的种种条件毁灭道德人，最后通过集中营和死亡营毁灭个人，使得一个个个人成为“绝对的多余”。所以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的目标不是对人的专制统治，而是要建立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各种各样的人是多余的。 要建立这样的制度，光靠恐怖是不够的，还需要意识形态的帮助。阿伦特认为，意识形态本身就像恐怖本身一样，并不是极权主义的，“只有在新型的极权主义政府手里，意识形态才成了政治行动的发动机，这是在双重意义上讲的:意识形态决定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和使被统治者容忍这些行动”。意识形态是解释生活和世界的系统，它们声称能解释一切，过去和未来，但就是与现实经验不一致。但这也正是它起作用的条件:既然意识形态认为自己不取决于现存的经验，它就把一切事实视为制造出来的，这样也就不再知道任何区分真假的标准，“谣言的重复就是真理”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总之，恐怖和意识形态本身并不必然是极权主义的，但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它们就是极权统治的两大功能，目的都是把人变成毫无主动性的原材料，变成实现自然和历史运动的铺路石。不同的是前者取消个人的思想，而后者给划一的人们一套划一的关于自然和历史运动的逻辑，这套理解证明了前者的合理。由此看来，极权主义就是从根本上毁灭人性。 那么，这样一个从根本上毁灭人性的东西，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正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以及阿伦特毕生的工作所要回答的。她在书中揭示的产生极权主义的那些基本因素，恰恰也是现代性的基本因素，这使得任何一个不被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模式束缚的人，都不能不深深忧虑。

张　淳 陶东风2007-05-25 13:50:25 　　《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著，林骧华译，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 　　汉娜·阿伦特和西蒙娜·波伏瓦、苏珊·桑塔格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最初使她获得世界性声誉的著作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因此，她也以政治哲学家的身份闻名于世。正如阿伦特在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所说，她是经由她本人的经历所获致的视角来阐释历史、理解其中所表达的东西，她的政治和哲学思想也就是她对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那个黑暗时代的反省和深思。 　　　　早期经历和犹太身份意识 　　1906年，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出生在汉诺威，她的父母都来自东普鲁士哥尼斯堡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她在父母的家乡度过了童年，接受了早期教育。一战期间，她就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但失去了一直被病魔缠身的父亲。1924年秋，18岁的汉娜怀着对哲学和思想的向往来到活跃着那个时代最优秀思想家的马堡和弗莱堡求学，22岁时成为哲学博士。她的这段求学经历从根本上塑造了她一生的思想和道路，并结识了将影响她终生的哲学大师——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其实，在阿伦特求学期间，弗莱堡的大学生完全不过问政治，尤其是学哲学的大学生，政治舞台被看成庸俗的。当时的阿伦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但是，她这样的出身在这个时代注定要经历历史性的灾难和困惑，20世纪30年代纳粹掌权之后，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阿伦特也没有免于被关进集中营的命运。正是她亲身经历的20世纪的政治危机和种族迫害使得她将毕生思考的重心转移到了政治领域。 　　幸好，阿伦特不像本雅明那样一辈子都有一个“驼背小人”跟在身后。相反，她似乎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真正的危险到来之前逃离欧洲，并获得一种世界性、历史性的视角来反观这个充满灾祸的世纪所发生的事件，从而反思整个西方现代性的困厄。[1] 　　虽然出身于一个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但是在反犹情绪不断高涨的德国，阿伦特在哥尼斯堡时期就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不同和压抑。随着纳粹势力的日益增长，她开始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她而言，做一名犹太人，特别是在德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写于1932年左右的《拉赫尔·法恩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Rahel Varnhagen: The Life of a Jewish Woman）这本传记，揭示了她关于自己犹太身份的内心挣扎。在其中，她糅入了对于同时拥有一个德国身份和一个犹太身份的模棱特质的反思。雅斯贝尔斯曾建议她为自己对于身为德国人意味着什么的理解加上一个政治的和历史的宿命色彩，阿伦特的回答是深刻的：“任何形式的过度简化——无论它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还是同化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的——都只能使得对真正处境的认识更加模糊。”她没有加入她所列举的这些团体中的任何一个。正如法恩哈根一样，她决定做一个被她称作“有意识的贱民”的人。她将不会被德国文化所同化，而是要有意识地恪守自己作为一个社会边缘人的身份。[2]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关注就是直接源于她身为德国犹太人的体验和思考，以及对她的民族的遭遇的关切。  　　极权主义的形而上学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从不建立任何体系，她的理论中的文学色彩和她对“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强调越来越为研究者所重视。[3]熟悉阿伦特的著作的人都会注意到，她的注解中常常会出现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如康拉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布莱希特、普鲁斯特，尤其是弗朗茨·卡夫卡，以至于西拉兹·多萨（Shiraz Dossa）曾经把阿伦特的作品称为“文学政治理论”。阿伦特非常推崇卡夫卡，利用一切机会关注他的文字。当时，卡夫卡在美国几乎默默无闻，而阿伦特在家里门厅的墙上就挂了一帧卡夫卡的大照片；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这本书的前言里包含了一个很长的关于卡夫卡的寓言的讨论，而阿伦特在写作和思考极权主义的同时，也正沉浸在卡夫卡的小说中。1940年代晚期，她作为舍肯出版社（Schocken Books）的高级编辑在美国翻译、出版了卡夫卡的日记。与此同时，阿伦特正在用英文写作关于极权主义的文稿，这就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原名《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负》，德文名字是《极权统治的要素和起源》）。可以说，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在多方面启发了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统治的思考和理解。　　　　1．塞壬的歌声[4]：必然性法则的诱惑 　　直到1943年初，美国人才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的系统灭绝，这个消息对于阿伦特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多年以后阿伦特在接受高斯的访谈时这样回忆道：“这犹如地狱之门打开了。人们有一种观念，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弥补……这件事不能。这是不允许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是超越我们所有人的经验的。”[5]阿伦特认为这不仅仅是德国的罪行，而且是人类的罪行。她开始深入研究国家社会主义，认为纳粹的种族灭绝机构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然而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丧失了使得这样的事情成为可能？是什么样的历史暗流的汇聚才会导致这种结果？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在纳粹统治时期心甘情愿地充当杀人机器？她试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阿伦特所生活的20世纪是一个失去家园、希望和恐惧并存的时代。在尼采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之后的现代世界中，普遍传统的权威（尤其是宗教）已经被打破，旧的秩序已然消亡，而新的秩序尚未确定。从现在开始，人类要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这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自由”的重担。阿伦特认为，比起承担自由行动所必然伴随的不可预测的结果，人们宁愿使自己屈服于一种确定的、然而是虚假的“神圣”法则，一种全盘性解决问题的“总体方案”。这正是人们拥抱极权主义的形而上的原因。在纳粹主义这里，这个法则是声称特定种族比其他种族优越的“自然法则”；在苏维埃极权主义这里，这个法则就是声称特定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法则”。[6] 　　阿伦特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发现了这种形而上的元素，即现代社会对于超越人类的自然或历史法则的信仰，认为每个人必须服从这个法则。他的小说也深刻地描述了这种信仰内在所具有的可怕的可能性。随着这种信仰的形成，现代人放弃了阿伦特所特别关注的人类所独具的（区别于动物的）创新的能力，也就放弃了人类的境况。她没有像卡夫卡那样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讲述某一个“K”面对着万能的、无法接近的法律，或者面对一个如同上帝一般决定着是非曲直的城堡主人的故事，她的天赋才能是历史探究和哲学思考。她梳理着历史，为的是寻找到那个最终导致了一个纳粹极权国家的根源。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先后梳理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这三种力量。在极权主义这部分中，她对纳粹和斯大林的两类极权统治进行了直接分析，其基本要素在《弗朗茨·卡夫卡：一次重新评价》这篇更早的文章中就已经形成了。在这里，阿伦特认为卡夫卡描写 了一个把自身作为上帝的替代品而建立的社会，这里的人们把社会的法律看作神圣法则———无法根据人的意志而改变。这个世界的错误就在于它的神化，它的代表一种神圣必然性的伪装。卡夫卡想要通过描写其隐藏结构的丑恶，通过真实和伪装的对比来摧毁这个世界。 　　阿伦特从对卡夫卡的小说《审判》的分析入手，认为它揭示了“人类必须服从于一种必然的、自动的过程”这种信仰的危险。正如监狱牧师所告诉K的那样：“不必把任何事情都当真，必须把它当作必然。”也正像K所理解的那样，“它将谎言变成普遍原则”。她写道：“《审判》中的K所陷进的这种机器的权力，一方面依赖于必然性的出现，另一方面依赖于人们对必然性的赞同。在《审判》的背景里，必然性变得比真理还要重要。”一个不服从于这种必然性的人，就被看作一个抵抗某种神圣秩序的罪人。抓住了K的这种罪恶感开始改变并且型塑它的受害人，直到他适合于受审。“就是这种感觉使他能够进入必然性、不公正和说谎的世界，根据规则扮演一个角色，并使自己适应现存状况。”[7]最后，约瑟夫·K自愿将残忍的死刑作为法律的一部分而接受。阿伦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点，它在一种必然性的名义下实施最残酷的暴行。对那些放弃他们的自由和行动的权利，为了幻想付出生命的代价的人们来说，没有比卡夫卡在《审判》中所总结的话更加仁慈的了：“似乎他的耻辱将留存于人间。” 　　但是，卡夫卡的小说还提供了另一种人的可能性。阿伦特将《审判》中的约瑟夫·K与《城堡》中的K进行比较，她认为后者的意义正在于他没有屈从于必然性的规定，而是一个英勇的“好心（good…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作者：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 译者：林骧华 　蔡英文（东海大学历史系及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 l906-1975）於1949年写成，於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的名称为《我们当前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在1958年的修订版，鄂兰增加了一篇类似结论的文章，题名为「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分析极权主义政制跟过去的专制政体本质上的差异，书名也改成现在的名称。 　　《极权主义的起源》是鄂兰生前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一如其他所有的论著，如《伊赫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论革命》（On Revolution）与《人间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这本著作所建立的极权主义理论，及其历史根源的解释与叙述，激发学院的历史与政治学学者的严厉评论。尽管如此，鄂兰的论述构成理解西方现代之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现象的一重要的解释观点。 　　鄂尔的这本论著结合了历史的解释、叙述与概念之形构（即：建立极权主义之理论）。在了解《极权主义的起源》，我们必须以这两个层面为方向。 　　依鄂兰的解释，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新的统治形态，过去任何专制独裁制，无论如何残暴，都没有如极权主义一般，把人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而以「集中营」或「劳改营」为场所，进行集体的改造与屠杀；过去的专制政权仅止於迫害反对此政体的「政治敌人」，但极权主义毫无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过去没有一个政体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条，如「你不应杀人」与「你不能做伪证」，而把杀人与说谎转变成公民应该服从的法律命令；过去没有一个政权的领导者如此狂妄地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而得以从事人性的改造，跟这相对，过去也没有一政权的领导者那么谦卑自称是执行「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的工具。 　　这样崭新的政权，鄂兰进一步解释，乃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ideology）的统治支配，这套「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者的运用下，表示一套讲求前提与推论必须首尾一贯的演绎逻辑，这套逻辑以不讲自明的「种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为前提，而对人类整体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全盘的解释，同时认定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在於一终极目的，意即「无阶级社会」或「纯粹人种」，的实现。极权主义者运用这一套「意识形态」塑造或者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实」或「现实」，在讲求首尾一贯之一致性之逻辑推论，此「意识形态」拒绝实质之经验与事实的否证，其结果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闭的「虚构世界」；同时，为了确实实现这套「意识形态」所揭示的历史之究竟意义或目标，极权主义者自认是这一人类伟大的目标的执行者，但他们也知道这个目标并非一蹴可即，而是为「百年大计」，执行此目标的任何阶段也都不会是绝对完美的，因此，「意识形态」的法则，不论是历史的或者是种族的法则，必然是动态的，在此动态的运动法则的支配下，极权主义者名正言顺地摧毁一切阻挠此运动的既成制度与宪政的结构，扫除人间世界的任何法律与道德伦理的界线；偏执於绝对之历史目的之达成，极权主义者不断在他们发动的所谓运动的历史过程，寻找与肃清偏离或颠覆此运动法则与过程的「危险分子」。据此，在鄂兰的解释，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俾能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 　　这套「意识形态」显现在极权主义者身上的性格，一力而是表现「凡事皆可为」的虚无作风，一种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的狂妄；另一方面则是自认为执行历史或自然之动态法则的工具，一切作为因此不是自发性的，或是自律性的，而是法则支配下的傀儡，这造成极权主义者全然丧失「政治责任」的理念与承担。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8年版的《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一文，鄂兰从理论反省的层次，表述极权主义的本质，但整部著作的重点在於解释极权主义如何可能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形成：极权主义的以逻辑演绎与历史目的论为宗旨的「意识形态」如何可能塑造社会之力量，得以蛊惑人的心思，愿意放弃一己之私奉献於它不断造成的运动？作为一位犹太人，鄂兰特别关注：基於甚么历史条件，犹太人成为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决意整体铲除的对象？对於这些基本问题的解释构成《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复杂、精微，且不时闪现高度之历史想像的叙述整体。 　　就历史叙述体的构成，鄂兰在此书的第一部分，「反犹主义」，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历史形成，解释犹太人——这没有建立一政治共同体而飘泊无根的民族——如何取得金融掮客的地位，成为欧洲金融界的显赫人物；但是作为一无国籍民，犹太人无法培养政治意识与参与政冶事务的能力，造成犹太人政治冷感与被动反应政治现实的习性（这是鄂兰解释犹太人现代命运的基本论点，也是激起她同胞之严厉批判的观点）。生活於非他们所属的国度里，犹太人不是成为政治社会的边际人物，就是戮力跻身上层社会的暴发户。在西方现代早期的发展，由於国际间金融借贷的需求，这无国籍的犹太人，因这性格，可以替各国政府穿梭引线，解决金融之问题，是为各国政府所需要的「有用之物」，同时，在讲求人权与法治的现代民族国家里，犹太人可以获得社会政治地位的保护，但犹太人所置身的安全处境只是暂时性的。到了 19 世纪，西方的现代政冶社会产生了无可化解的危机，犹太人丧失了他先前享有的安全稳固的地位。…